谁获得了国有股权？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为样本,考察了国有股权转让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即国有股权转让的动机、定价机制及经济后果。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约以42∶50∶1∶7的比例分别转让给了国企、私企、个人和外企,转让动机表现为经济和政治动机并存;在定价方面,转让给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体的股权溢价并无显著差异,但相比转让给国企,转让给外企股权的价格较高;尽管国有股权转让不会显著影响企业绩效,但通过股权转让实现民营化的公司,其绩效会有显著的提升。     

工业领域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效率比较：2003—2011年

工业领域中,国有工业资本与非国有工业资本的效率差距是否会随着改革的进程得到改善关系到工业改革下一步的路径取向。本文基于工业领域2003—2011年的数据发现：（1）国有工业资本与非国有工业资本的净资本回报率差距并未随经济改革的推进而缩小。（2）越是倾向于国有企业的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而导致国有工业资本的效率落后于非国有资本。（3）在公用事业领域,私有工业的资本效率逐渐超过了外资工业;在战略性资源领域,外资工业资本的效率最高;在一般竞争领域,私有工业资本的效率最高。     

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5年8月-2022年6月的月度数据,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以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再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重点推演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三者分别遭遇外部冲击时的波动率从小到大依次为：人民币汇率预期、人民币汇率、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对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短期跨境资本的影响在2017年前显著为正、之后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多数情况下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系统存在自平衡机制,当上述三个变量分别遭遇冲击时,各变量均能在2年内回到平衡状态。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持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还应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和完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国企分类改革环境下国企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

当前,国企社会责任的议题面临着分类改革新的政经背景,相关讨论更趋复杂。国企作为一个企业,需承担与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国企分类改革看似把国企的"公益性"功能与"商业性"私利进行隔离,但本质上仍无法完全隔离国企先天性的角色冲突的挑战。分析国企的社会责任,须以准确界定国企的经济功能作为必要前提。在当下,需关注国企资本证券化过程中监管机制的特殊性。     

引入非国有资本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吗?

结合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杠杆”制度背景,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股权制衡度和股权多样性维度,研究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否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进而为国企高杠杆的治理提供可能路径。结果发现：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具体表现为：随着混改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东种类的增加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和程度降低。进一步区分中央和地方国企后发现：股权制衡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国企中,在中央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而股权多样性对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在中央和地方国企中均表现显著。在加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变量后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企委派高管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资本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国企的债务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水平。研究结论拓展和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落实国企去杠杆政策要求提供了具体路径。     

关于地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对策思考——以西部C市为例

在经历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后,西部C市市属国企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金融地产领域和科技文旅领域,但规模普遍不大,且领域分布偏差较大,部分国企经营状况堪忧,难以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国企市场主体地位,要求深化国企改革。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国内一二线城市国企和学习国外国企改革先进经验,引进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本证券化和国企民营化等先进经验,并结合C市国企现状,确立了C市国企改革目标,提出了“01234”战略,组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国资监管架构,规范国企混改,推动国资证券化,完善国企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等对策建议。     

不同目标企业的并购绩效存在差异吗？——对我国2005—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分析

在经济调整期,企业会选择并购来实现转型升级和改善绩效。以2005—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并购前后企业资本绩效和财务绩效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比较分析并购科技型企业与并购非科技型企业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短期内抬升了股价（资本绩效）,但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率（财务绩效）下滑;导致资本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是股票市场和投资者动机,而与并购事件性质和并购企业经营状况无关;导致财务绩效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并购规模和企业财务杠杆,并购规模越大、企业财务杠杆比例越高则财务绩效下降越明显;并购科技型企业与非科技型企业的绩效差异主要体现在财务绩效上,并购非科技型企业财务绩效下降明显,而并购科技型企业无明显下降。并购企业应选择能为本企业带来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能真正产生规模正效应的目标企业进行并购。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9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显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盘存法和受教育年限法测算我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分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误差修正（VEC）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手段研究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内经济增长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人力资本贡献相对较小,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持续显著的效应。因此,我国应平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行业特征视角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Jeffrey Wurgler弹性系数模型测算我国高技术产业资本配置效率,并从行业特征角度研究中国高技术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大部分产业仅在当期显著为正;（2）企业规模、行业成长性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市场集中度、外资参与度、产权结构则对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负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与现实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深化特征联系起来,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一方面,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研究,推测并观察得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严格的计量分析也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传导途径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欲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必须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论重构国企改制公司的委托代理运作系统

目前国企改制公司的委托代理运作系统沿袭了传统国企的旧制,传统国企的弊端仍在继续繁衍。重构和优化国企改制公司委托代理运作系统的初步设想是：深度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变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为相对控股;改革国有资本委托代理的传统模式,推进国有资本委托代理系统与社会资本委托代理系统的并轨运行,解决国有资本委托人和代理人问题,构建国企改制公司的委托代理运作系统的最优模型。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持续性研究——基于离散久期模型

基于549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专利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通过测量持续创新时间,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创新持续性,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持续创新,持续创新的平均年限为九年。（2）创新持续时间在三年以内时,高新技术类企业的生存概率要大于非高新技术类企业,而创新持续时间超过三年时,高新技术类企业生存的概率要小于非高新技术类企业。然后以企业创新的风险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离散久期模型,通过控制以前研究中运用连续时间久期模型所出现的问题（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比例风险假设）,实证研究影响持续创新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经营年限、人均资本比率对企业的持续创新影响显著为正,企业规模对持续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企业利润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够显著;民营企业的创新持续性要大于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与内涵的交叉科学检验——一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

从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看,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解为建立"资本混合型企业"是概念上的张冠李戴,以为通过行政手段把私有资本混入国企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荒诞不经的。而西方"资本联合"作为一个企业的(资本)组织、运作形式之一也与这种行政手段催生的"资本混合型企业"有本质区别。同时,任何一个企业的组织形式都必须与企业性质和根本目的保持高度一致,社会主义如此,资本主义也如此。中国国企代表全体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目的是实现这个利益的最大化。私企则是以私有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任何通过行政手段把私有资本直接混入国企股权资本的做法既是对国企性质、目的的背离,也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背离。     

监管压力下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分析

随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不断加强和资本管理意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颁布及实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框架不断完善。本文以38家商业银行278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运用经修订的Shrieves and Dahl（1992）提出的局部联立调整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前后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结果表明：在《办法》实施以后,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显著提高,风险水平均显著下降;监管压力对资本的变动有显著的影响,但对风险的变动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省域工业资本存量核算及分析：1978—2017年

准确核算工业资本存量是科学判断投资效率的基础,进而有利于正确认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基于OECD资本核算手册,遵循资本存量核算逻辑,利用官方统计数据,运用永续盘存法（PIM）核算1978—2017年中国省域工业资本存量,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的特征,结果显示：中国省域工业资本存量整体上保持增长态势,1978—2002年增长较慢,2003年以后增速显著加快;工业资本存量规模和增速均呈现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区域不平衡性,但近年来东部增速放缓,中部超过东部,西部保持较快增速;中国工业资本产出比在1978—2002年呈下降趋势,在2003—2017年呈递增态势。中国工业资本存量的区域不平衡性与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差异相对应,应通过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等路径加快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     

开放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基于产品异质的一个博弈模型

本文将对开放经济中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研究置于价格竞争和产品异质假设之上。本国政府,外企母公司,本国国企,外企本国分公司之间的博弈表明政府不会对国企实行完全私有化,也不会保持百分之百的国有股份不变。我们考察了转移价格,民营化水平,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度等因素对国内市场价格和需求的影响。国有企业要在对外竞争中生存,除进行产权改革外,还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加大研发和广告投入等方式缩小其产品与国外产品的差异。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及预测

区域经济差异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本文基于我国197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极差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经济区位熵等方法揭示了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及其变动特征,并通过R／S分形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未来趋势做出预测,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1978—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2）2006—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区际差异存在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差异明显缩小;（3）膦分析结果表明,2012--2022年我国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将持续减小。     

浅析沈阳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沈阳作为东北经济中心,国有企业在沈阳经济总量中占绝对地位,大部分国企面临着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国企股权激励不足、资本多元化途径单一等混合所有制改革难题,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混合所有制成为国企改革的首选,而引进多元化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键,本文立足沈阳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剖析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题,针对性提出沈阳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对策。     

总裁工资, 市场说了算

目前,外企和民营企业的工资很高,令国企职工羡慕。然而,高薪背后却有着高风险、高压力、高责任、高付出。应该说他们是相称的。随着国企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国企职工的压力增加、任务增加、付出增加,增加报酬,理所当然。私营上市公司的总裁年收入有的可达百万之多。国企总裁的收入除年薪制的国企一般没有那么高。但国企总裁是否应该同外企或民营企业的总裁收入一样呢?给一百万,还是给两百万合适?没有根据不行。说外企的总裁拿一百万,我也要拿一百万,恐怕不能类比。用绝对数来衡量提到多少合适,没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