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二十年:中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多少

本文基于Caliendo-Parro多国—多部门模型,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2001—2007年贸易自由化带来中国福利增加11.66%,2008—2017年贸易自由化带来中国福利增加0.23%,2001—2017年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产生正向影响;关税减让通过投入产出关联、中间品贸易和部门异质性三个机制影响一国的贸易福利;不论其他国家是否降低关税,一国坚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本国福利的增加;所有国家都能从世界范围全面取消关税中获益。本文为中国在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国际环境下坚持开放提供了科学依据。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是衡量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指标,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首先,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其他商业服务部门和金融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中,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私营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更显著。最后,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企业生产率和制造业服务化两个作用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制造业服务化的倒“U”型非线性作用。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存在制造业服务化的非线性,我国制造业应仍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服务化转型为辅。     

利率自由化的理性思考

自麦金龙和肖的金融压制论诞生之后，大多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利率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利率自由化改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利率自由化关键在于健全的微观基础，包括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和企业制度。我国尚缺乏实行利率自由化的微观基础，不宜立即实行利率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人口流动与地区犯罪率

文章探讨了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对犯罪活动的影响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产品层面的关税数据，构建差异性的地区贸易保护指标，衡量各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而利用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及潜在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显著推升了犯罪率水平，且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的省份，犯罪率提升程度越高，地区效应显著；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增加外来人口流入等渠道推升了犯罪活动。因而，中国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注重处理好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和由此产生的额外社会成本，更加注重流动人口权益的保障，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最小化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制度下的金融自由化

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在目前经济制度下把握住机会、加快金融改革开放、促进金融自由化、融入国际社会主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对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及其表现进行深入论述，在此基础上对金融自由化的利弊进行深入诠释，通过回顾中国近十几年来金融自由化的历程，提出深化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措施。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要求放松监管，而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事实又需要加强监管。文章通过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关系的探讨，得出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需改善和加强金融监管的结论。     

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水平效应:基于资本形成率的实证分析

促进储蓄与投资的第二次结合是金融的基本功能,金融自由化的投资效应包括效率效应、质量效应和水平效应等。水平效应是指通过储蓄效应、风险共享效应、内部化效应、缓解私人部门及中小企业的信贷预算约束效应等机制提高投资率。运用1992-2006年的数据对中国银行自由化投资效应中的水平效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自由化不但提高了社会的信贷可获得性,更是促进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的辩证思考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客观地对金融自由化加以评述，阐明它是资金按照既定游戏规则进行高效融通的市场化行为，指出脱离有效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极易导致金融寻租和泡沫经济；同时提出金融自由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应当体现金融可持续发展和金融高效监管的有机统一，真正意义的金融自由化不能脱离金融监管的有力保障，因此正确看待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无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PEC贸易自由化效果的实证分析

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APEC）确立了发达国家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实现必将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APEC贸易自由化效果进行了模拟分析，结论是几乎所有APEC成员都能从中获益。根据模拟结果，中国作为其中一员，成为从贸易自由化的实现中获益较多的国家。     

GATS金融附录中的审慎监管措施标准之探析

对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的监管问题，金融服务附录有原则规定，概括起来就是审慎监管措施不受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其他条款的限制。虽然如此，对于什么是审慎措施，GATS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探讨GATS规则下审慎措施标准及相关问题，对于进一步弄清金融自由化与监管的关系、把握审慎措施与非审慎措施的界限、发挥监管在自由化中的作用以及寻找我国在金融自由化中的监管对策，非常必要。     

论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渐进式贸易自由化

60年代初，日本在外来压力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实行了贸易自由化，日本针对贸易自由倾可能给国内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因素，采取了渐进式贸易自由化对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日本渐进式贸易自由化的成功经验，为后发型国家引入开放体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思路。     

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增长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在1992~2006年的短短15年时间里,中国的银行自由化改革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量化分析银行自由化的基础上,对其质量效应、数量效应和增长效应等方面的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自由化具有显著的数量效应,它提高了私人储蓄率,增加了信贷可获得性,并促进了资本形成;质量效应也初步显现,促进了资本向具有较高边际效率部门的转移,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总体上,对宏观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金融自由化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

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种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以促进本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本文回顾和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和一些做法，提出了加快中国金融自由化的一些策略措施，这将有助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应对WTO的挑战。     

日本金融自由化失误的启示

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一国的金融自由化必须和一国的金融制度的内化进程、政府的管理能力相匹配，必须进行金融制度创新。日本在多种自由化过程中，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欠缺，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失误。加入WTO以后我国在金融国际化、全球化过程中应吸取这些教训，实施金融体系的兼容性对外开放战略，搞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     

论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

以往在“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都把注意力放在货物贸易上，而忽视了服务贸易的环境效应。实际上，服务贸易有着巨大的环境影响，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如何评估服务贸易的环境效应以及如何避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都成为“贸易与环境”问题中的焦点问题。本文重点介绍服务贸易的环境影响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评价方法。     

关税理论的研究综述与评析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历史上存在着自由贸易关税和保护贸易关税理论的分歧、争论甚至是对立。但就长期的动态利益而言，贸易自由化符合各国的利益，必然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所以，WTO原则约束下公平和贸易自由化是对外贸易税收调整的主流方向，但各国在对GATT/WTO的实践中不乏“例外”和“灵活性”，这决定了公平和贸易自由化只能是相对的、渐进的。     

股权管制与投资自由化——基于外资控股的效应评价分析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存在着对外资控股的管制，区别只是在于程度和进度不同而已。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来看，股权开放都需经过从禁止控股一放松管制一投资自由化三个阶段。投资自由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外商投资自由化。中国对外资股权管制的改革一方面要注重外资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吸引外资和保护核心产业的双重目标。     

从金融自由化与次贷危机论金融监管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崇金融自由化，并把华尔街作为全球的典范，次贷危机的发生使美国金融业被利于创。本文通过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分析，认为我们应该对金融自由化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并进一步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力度。     

略论金融自由化的风险及防范

金融自由化对于国际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同时又具有风险性。应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积极防范金融风险。     

保险服务贸易自由化及我国保险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保险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保险服务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一种潮流。对保险自由化进程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欧共体统一市场指令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