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研究

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方式之一,自第三方评估被引入精准扶贫后便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贫困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暴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方面只有与第三方评估机制做好衔接,才能使精准脱贫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依法治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大势所趋,而第三方评估法治化成为解决贫困治理困境的新思路.将法治贯穿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全过程,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同步跟进,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本文立足于扶贫评估第三方机制的法治化研究,探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价值取向,进而分析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影响因素,最后指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浅析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扶贫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态环境退化和经济落后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亟需解决的两大难题,也是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能否将对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的治理结合起来,在现如今精准扶贫背景下提出生态扶贫的新举措,怎样以精准扶贫来带动生态挟贫,实现减贫脱贫目的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是现如今西部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1]     

贫困代际传递的城乡对比研究——以长春市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贫困治理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就.为了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制定高效细化的扶贫方案,本文以长春市为例,通过相关性分析对比研究城乡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与收入水平的相关程度,进而提出相关建议,有利于破除贫困代际传递.     

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步入攻坚拔寨的决胜阶段,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与其他贫困群体相比较,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突出表现为地域、年龄与家庭差异等基本特征。与此同时,老年贫困的致贫因素复杂、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这些问题使得中国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与挑战,亟需寻求化解老年贫困的突破路径。据此认为,创新老年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拓宽老年贫困群体的增收渠道、提升农村养老保障的供给水平、夯实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以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的重要举措。     

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 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     

精准识别视域下对精准扶贫的调查研究——以内蒙古阿尔山市为例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最为重要的环节,精准识别是多维贫困、动态贫困视域下的综合结果,与贫困形态变化密切相关,是扶贫瞄准的基础。精准识别作为复杂的系统性过程,具备特有的内在运行逻辑,可为有效完成帮扶、管理和考核精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并在精准帮扶、管理和考核等全生命周期都有所涉及,为确保实现精准扶贫攻坚提供助力。文章以内蒙古阿尔山市为例,分析精准扶贫与精准识别的关系,探讨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对精准扶贫的解决措施进行了探究。     

贫困母亲脱贫问题研究

贫困母亲脱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最终实现.目前,在贫困母亲脱贫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既有贫困母亲自身的问题,也有对贫困母亲扶贫政策措施不精准问题.结合贫困母亲的实际,对贫困母亲脱贫的基本对策是:结合本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着力改善生存条件,着力提高综合素质,着力增加经济收入.综合施策,多点发力,发挥特长,实践创新,全力帮扶,走出一条适合贫困母亲自身特点的精准脱贫之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历程、经验与展望

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比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建党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消除农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久久为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消除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绝对贫困到解决农民生活资料绝对贫困,中国实现了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伟大目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总结提炼其中的理论结晶、治理方略和宝贵经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山西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和难点已经由绝对贫困逐渐转变为相对贫困。山西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目前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未来一个时期，山西要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从精准识别、产业振兴、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全省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建议：一是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测算标准，确定相对贫困治理群体范围；二是完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体系，促进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三是持续强化扶志扶智双轮驱动，有效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建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扎实筑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读《贫困与饥荒》 看“丰裕中的贫困”

丰裕中的贫困一直是世界关注的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中给出了识别、治理“丰裕中的贫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本文在对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中国治理贫困的启示.     

马克思的贫困治理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历程与基本经验

马克思的贫困治理理论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源于他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贫困治理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吸收.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制度—生产力—个体"分析框架总结了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实践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贫...     

“互联网+”助力武汉市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的实地调研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穷困区域、不同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贫困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作为“互联网+”国家战略之一,“互联网+精准扶贫”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文以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村进行全面实地调研,做出“互联网+精准扶贫”可能行之有效的路径探析,并基于政府的视角对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与测量

准确把握我国相对贫困现状需要在弱相对贫困线的基础上度量相对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趋势。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9年四轮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弱相对贫困线上限的变化趋势慢于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基于传统收入比例法得到的相对贫困线会高估相对贫困发生率。数据分析也表明,无论分城乡还是分区域,相对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农村和东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高于城市和西部地区。样本期间,相对贫困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上升,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从高水平分散向低水平集中转变的特征。因此,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县云山乡为例

贫困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围绕“精准扶贫”,可以采取三大对策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一是精准界定扶贫职责;二是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三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临近,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决胜冲刺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拔的“穷根子”、难摘的“穷帽子”.尽管脱贫攻坚工作在全面小康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成效、新突破、新亮点,但当前在精准扶贫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重点、难点问题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贫困对象识别还不够精准、产业扶贫尚未完全精准对接贫困对象脱贫需求等方面.通过深度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理清政府、企业、社会及贫困户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长效扶贫机制,以期为“后小康时代”开展扶贫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选择的演变分析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贫困历史,大致经历计划经济反贫、反贫摸索、反贫探索、扶贫攻坚、巩固温饱成果、全面提升发展能力六个时期;围绕救济式反贫到开发式反贫再到能力扶贫这一主线进行演变;同时遵循从输血到外部造血再到内部造血的动态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反贫目标更加明确,反贫对象更加精准,反贫模式更加科学,反贫措施更加系统。新时期,要以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为反贫目标,采取救济式反贫、开发式反贫、能力扶贫相结合的综合反贫模式,采取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相结合的多维识别标准,精准识别出具体贫困农户,并根据贫困农户的不同状况和特点,采取差别化的反贫措施。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