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定价反垄断规制的难点与经营者承诺制度的适用

本文从超高定价反垄断规制的争议出发,首先以美国和欧盟为典型,指出了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相关差异,进而从判断方法、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等角度阐述了超高定价反垄断规制在执法实践中面临的具体困难,然后论证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经营者承诺制度在此类案件中的独特优势,并结合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说明了如何在相关案件中适用该制度。     

行业协会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行业协会因其自身属性而天然地与市场竞争具有关联,是市场竞争中一类特殊的主体,其健康运行则能够促进市场平等自由竞争,而如对其行为缺少规制也可能因会员利益而参与实施市场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产生较大破坏。本文以反垄断为视角,试图分析行业协会可能具有的促进竞争和实施垄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研究对行业协会进行有效的反垄断规制,兴利除弊发挥其积极作用,并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     

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合理性分析

对经营者集中实施规制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基础,一直是经济学者和法学学者热议的话题。本文认为,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法治主义原则,对于利用公共权力进行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应该按照行政垄断行为予以严格禁止,对于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实施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应取消对其进行管制措施,从而释放更大的市场活力,推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     

反垄断法上超高定价行为的经济学思考与法律分析

本文首先从经济学的层面对超高定价寄生的市场模式确定、垄断的供需模式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法学的层面探讨了超高定价的前提经济性垄断与行政性垄断、我国现行的反垄断立法缺失以及完善反垄断法以管制超高定价的对策。     

虱有企业反垄断规制分析

国有企业是我国市场上一类特殊的市场主体，从反垄断立法到当前的反垄断执法，对于如何实现对国有企业有效的反垄断规制，社会各方面一直有相关的讨论。本文从《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入手，分析其对国有企业反垄断规制的基本态度，并具体研究了国有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的特殊性，提出了对国有企业反垄断执法的具体建议。     

药品行业超高定价行为的反垄断法适用探讨

超高定价指过高且不公平的价格。对于超高定价行为的反垄断法适用通常谨慎且适度,尤其是在药品行业,需要鼓励专利的创新研发。我国药品行业目前查处的超高定价行为主要是原料药行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公平高价行为,药品行业中还有一类不可避免的滥用知识产权超高定价行为。由于药品行业市场门槛高、垄断行为对消费者损害大,在价格畸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明显不公平,也需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审查和规制。     

算法共谋的反垄断规制

对算法共谋的研究应当借鉴传统构成要件体系,厘清算法共谋对《反垄断法》的冲击。算法共谋的构成要件中,算法主体要件仍为使用者与算法生产商。算法共谋侵犯的客体要件,应当以消费者福利为判断标准。客观要件中的共谋合意是证明难点,应当放宽对证明合意的要求。从算法共谋预防、认定、救济三个方面建立有效的算法共谋的规制体系,明确算法共谋的责任分配。     

对经营者承诺制度的理性审思与解释适用——基于反垄断执法实践的分析

随着我国反垄断执法的不断推进,经营者承诺制度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在反垄断调查工作中逐渐凸显,其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显现。本文立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在阐述了经营者承诺制度基本法理的基础上,指出承诺制度在适用范围不确定、承诺监督程序不完善和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进而论述了明确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约束反垄断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监督经营者承诺制度的落实情况,吸纳利害关系人参与承诺制度的启动程序等完善承诺制度适用的具体路径。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下反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经济逐渐进入平台企业经济时代,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生活服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等网络平台已经融入寻常百姓生活,给广大平台用户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失序行为日益凸显,"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等平台垄断行为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导致社会上...     

国有企业反垄断规制分析——从《反垄断法》规定和反垄断执法的双重视角

正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由普遍性的政企不分逐步回归企业的本质,融入竞争性的市场,成为一类特殊的市场主体。由于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一家独大、几家独大或者具有明显的市场力量,而这些行业和领域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显性的制度屏障或者隐性的进入壁垒,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垄断纠葛不清,甚至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垄断的具体所指就是国有企业。可以说,在我国目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反垄断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确有必要在认识层面进行厘清,具体分析国有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的可能性,明确反垄断执法对国有企业应当秉持的原则。     

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

全球化视野下,跨国公司普遍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储备,在法律制度上如何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颇显微妙。我国的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因地制宜予以本土化。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一般表现包括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滥用诉讼等行为,应进行类型化研究。     

外资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随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进入高潮,有关外资并购效应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外资并购对于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受到重视。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外资并购对我国市场的反竞争效应不可忽视,政府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具有必要性,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我国现有规制体系提出来建议。     

美国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1963年拉开了美国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的序幕。到目前为止,美国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体系。文章通过分析美国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的缘起、方法与其特征,指出中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构建自身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体系,包括：（1）以＂合理原则＂为反垄断分析的核心原则;（2）民族金融竞争力的提高作为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目标;（3）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合作有序的管制协调机制;（4）制订《银行并购法》作为银行并购的指引;（5）科学合理的对竞争效果的经济分析体系;（6）激励性和约束性相容的反垄断规制政策;（7）规制政策应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     

论我国反垄断规制模式的选择

反垄断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反垄断立法的垄断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两种规制模式。反垄断立法垄断规制模式选择必须合理 ,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世界反垄断规制模式选择的变化 ,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状得出 :选择行为主义垄断规制模式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必然选择。     

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

知识产权是一面双刃剑,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知识产权也存在滥用的问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都同知识产权的滥用分不开,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有蔓延的可能。为防止跨国公司滥用其正当获得的知识产权,从反垄断法的视角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以期对知识产权行使中有效竞争秩序的建立有所裨益。     

网络经济下的垄断和反垄断规制研究

网络经济是由网络技术发展延伸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对市场垄断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网络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之间,无论是运转机制还是特征都有很大的区别,网络经济下的垄断有着全新的定义和特点,因此,传统经济形势下的反垄断政策不再适用,这就要求政府对反垄断规制的目标、内容、以及方式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变化。     

数字经济下平台竞争对反垄断规制的挑战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与生产组织方式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多元融合、促进产业升级与跨界融通发展的重要作用。平台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垄断隐忧,妥善处理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规制平台垄断行为的关系是全球反垄断司法辖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平台的算法行为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明智的单方市场应对行为还是竞争者间非法合谋的结果,是数字经济中尤为突出的难题。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平台的滥用行为既有传统反垄断法所规制的滥用行为的新表现,也有新型滥用行为。同时,大型数字科技公司的零存活区策略以及大型公司对初创企业的收购对竞争的影响亦值得反垄断法关注。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合并控制等角度看,应加强平台竞争监管,在现有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和体系下对平台竞争垄断进行规制,通过对立法、执法、司法的技术完善和更新来适应数字经济的特点和发展变化。在加强对平台竞争监管的同时,更要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创新对平台竞争监管的方式,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促进相关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总福利的提升。此外,应优化竞争分析框架,构建包含消费者福利、用户数据及隐私保护、平台的产品或服务质量等因素的多元分析框架,改进市场调查等竞争政策工具。     

不公平定价反垄断规制的核心问题——以高通案为视角

正支配企业的不公平定价是剥削型滥用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被多数国家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美国等少数国家是不公平定价反垄断规制的例外。本文以高通反垄断调查为视角,总结剥削型与排他型滥用行为的分类与意义,梳理不公平定价的评估方案,包括:资本收益率分析法、销售利润率分析法、价格比较法、综合评估法,评析对单独的不公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