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20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规模存在差异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本文将政府规模作为门限变量,结合我国2004-2011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和门限回归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政府规模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当政府规模跨越较高门限值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建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转化。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模型分析

运用Hansen静态面板门限模型,以金融发展门限变量,研究了1994年1季度至2014年1季度,中国29个省级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门限效应。当金融开发超过4.1407第一个门限值时,其对经济的增长达到0.21,接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低于第二门限值3.8848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不足道,且不太显著。固定资产投资、消费支持、出口余额、政府支出和劳动投入都符合理论预期,但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东部由于金融发展提高了其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增加,中、西部依次递减。     

服务贸易如何影响就业——行业产出与技术效率双重视角的分析

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可能存在基于不同条件的非线性异质特征.鉴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3年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运用非线性面板门限计量方法,侧重从行业产出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验证服务贸易对就业的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服务出口对就业存在基于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而服务进口对就业存在基于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当门限变量超过门限值时,作用会更明显;另外,服务进口对就业存在基于技术效率与行业产出交叉项的门限特征,门限变量低于门限值时为抑制作用,超过则转为促进作用.因此,应认识到,处于不同经济变量结构点下的服务贸易对就业影响存在差异特征.长期来看,无论服务出口还是进口,对于促进国内服务业技术发展和劳动就业增长都具有重大意义.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借鉴Borensztein(1998)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于空间计量的视角重新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Moran I检验表明,人均GDP、FDI和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杜宾空间计量模型拟合结果表明FDI和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地理空间机制对经济增长发挥正向溢出作用,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至今仍未充分结合人力资本来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此,各地应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效地吸收其先进技术,同时要着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契约执行效率影响离岸外包的门限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主要解释契约执行效率影响跨国企业离岸外包的门限效应问题。本文在Antras and Helpman(2008)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契约执行效率异质性的离岸外包模型,理论推演得出契约执行效率与跨国企业的利润存在门限增长关系。这一理论推演结论得到来自中国25个省市2000-2013年面板数据的检验。实证结论还显示,当契约执行效率低于门限值,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吸引跨国企业离岸外包;当契约执行效率高于门限值,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是跨国企业离岸外包区位决策的主要因素;当契约执行效率达到更高门限值,其对跨国企业离岸外包正向作用减弱。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很好地解释了跨国企业在我国离岸外包的新格局,以及前瞻其变动趋向。     

云南省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识别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设,利用云南省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基于σ趋同、β趋同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云南省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发现,在研究时间段内,云南省经济增长存在σ趋同和β趋同现象,并且在考虑空间因素后趋同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实际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人均实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都对云南省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具有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基于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本文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对称的。通过建立双变量门限回归模型,以企业进入率为门限变量,实证结果证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当企业家精神大于0.15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新常态下我国如何通过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结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PSTR模型的国际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研究了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得出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V型关系的结论,并通过门限值的计算得出最优的消费水平为68.12%,在这一门限值以下,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于这一门限值之后,这一促进作用有所减弱。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依旧偏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此政府应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同时优化投资结构,创新对外贸易模式,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R&D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公共投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不相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公共投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及其实证检验——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引入发展经济学的FGT贫困指数,分别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方面对西部地区贫困水平进行了测度分解.然后基于1999-2014年中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减缓农村贫困中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发展水平较低时,旅游业可以显著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但当旅游业发展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之后,上述贫困减缓效应则不再显著,并且还存在加剧农村贫困强度的潜在倾向.(2)当人均实际GDP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业并未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当人均实际GDP跨越门槛值之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的边际效应呈相反变化;而当人均实际GDP处于门槛值8717元前后区制时,旅游业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影响效应由负转正.(3)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具有正向非单调性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