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机理与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是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京津冀应在空间布局、发展模式和产业创新方面促进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天津市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协同程度在总体上高于河北省,各地可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价值链延伸协同发展模式、价值链嵌入协同发展模式和价值链重组协同发展模式,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带动京津冀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建立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平台,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动发展及障碍研究

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11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熵值法、耦合协调度、障碍诊断模型,旨在探寻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与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本文结论如下：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综合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二者之间协调发展水平依次为中级耦合协调、良好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三个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阻碍各不相同,需要各自对症下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仍然是三个地区推动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区域性差异及收敛性检验——基于贝叶斯SFA共同边界方法

基于1999—2010年中国地区国有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应用贝叶斯SFA共同边界方法对地区国有工业企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并检验其收敛性。结果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出现的,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国有经济内外部软环境实力的提高并不显著;从地区差异来看,中国中部地区在国有经济生产率增长速度以及技术进步速度方面最快,其数值指标要优于东部及西部地区。收敛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全局性随机收敛特征。而从各地区群组来看,只有东部群组存在俱乐部收敛,而中、西部群组不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     

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区域性差异及收敛性检验——基于贝叶斯SFA共同边界方法

基于1999-2010年中国地区国有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应用贝叶斯SFA共同边界方法对地区国有工业企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并检验其收敛性.结果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出现的,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国有经济内外部软环境实力的提高并不显著;从地区差异来看,中国中部地区在国有经济生产率增长速度以及技术进步速度方面最快,其数值指标要优于东部及西部地区.收敛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地区国有经济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全局性随机收敛特征.而从各地区群组来看,只有东部群组存在俱乐部收敛,而中、西部群组不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     

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地区差异实证分析:1995-2009

本文采用DEA方法,实证分析了市场经济改革后1995-2009年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几乎没有提升,甚至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第二,1995年后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出现正增长,而技术效率则到2005年后才逐步提高;第三,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服务业TFP增长优势明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升反降,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效率改进没有出现"后发优势".     

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收敛性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10年西部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三次产业间要素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区域间全要素增长率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阶段波动性,而西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正,但自2006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而空间上,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但收敛性分析表明,各省三次产业的全要素增长呈现出长期的收敛趋势。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地区—产业收敛悖论”——基于差异分解的实证研究

文献分析和收敛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在国家层面上和产业层面上存在相反的结论,可谓之"地区—产业收敛悖论"。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将1980—2009年各省份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成产业结构效应、纯生产率效应和配置效应,并利用统计数据检验每种效应的收敛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二产业的纯生产率效应存在绝对收敛,但是产业结构效应和配置效应是发散的。这正是"地区—产业收敛悖论"存在的内在原因,即地区间生产率的收敛并不唯一地由产业的纯生产率决定,还要取决于产业结构效应和配置效应,而这两个效应在中国恰恰是发散的。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收敛趋势研究——基于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0-2019年间中国上市服务企业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角度出发,运用ACF方法计算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收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企业的TFP在样本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TFP最终实现了小幅攀升;在样本期间,服务业产业增长中TFP的平均贡献率不高;而在各个部门内,TFP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存在差异,只有较少的部门能够通过产业效率有效提升产出能力.而从收敛性检验结果上看,总体上,中国服务企业之间既存在绝对β收敛,也存在条件β收敛,但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部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不同企业年龄组内收敛关系和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还显示,企业间的收敛主要在后次贷危机时期的五年之内.这一研究为进一步制定政策和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视域下人才聚集模式与策略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必然会带来整个区域的新一轮发展机遇,而人才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为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怎样促进人才流动和集聚以及如何加强该区域内人才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力,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在对比分析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产业结构、人力资源学历结构、人才结构、区域人才需求结构、就业行业结构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中,人才聚集配置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地区人才聚集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下河北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河北省服务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基于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数等统计数据计算河北省服务业的构成比例、区位商、服务密度、产业相似系数,分析了河北省服务业发展水平、行业内部结构、城市服务产业趋同性等。通过数据对比全国情况及京津冀区域发展背景,提出河北省服务业主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旅游经济的区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主要用收敛法、Theil指数法、旅游资源地理集中指数法等考察了2000-2008年中国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与收敛,结果显示：31个省（区、市）的旅游经济存在收敛,其差异趋于缩小;东、中、西3大地区旅游经济均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星级酒店水平在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旅游发达省（区、市）与落后省（区、市）的差别,均具有增长效应。而人均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在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方面存在旅游发达省（区、市）与落后省（区、市）的差别,具有收敛效应,其条件收敛速度为5.96%,收敛时间为11.6年。验证了中国将发展旅游业作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手段的有效性。基于分析,提出落后地区旅游经济加快发展的建议措施。     

中国物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动力来源——基于劳动力投入的视角

中国物流业的发展不仅受外部经济发展、地区政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最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的驱动。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应用LMDI指数分解法和重力模型将物流业劳动力投入分解为劳动规模效应、劳动效率效应和劳动力地区结构效应。研究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因素为劳动效率的提升,属于集约型发展方式;而西部地区主要依赖于劳动规模扩张,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且劳动效率提升是中国区域物流业发展重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效率差距缩小是东中部地区物流业发展收敛性的主要原因;东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处于发散状态主要归因于劳动效率差距的扩大化。此外,通过建立提升物流业劳动效率的Tobit动力因素模型,研究发现：推动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劳动效率提升的动力因素具有差异性。表现在技术水平对劳动效率的推动作用从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尤以东西部地区具有显著差距,说明我国物流业在产业转移中可能存在“技术转移塌陷”的现象;而东西部地区劳动工资的推动作用低于全国水平,可以推断东西部可能存在劳动工资分配失衡的现象,从而抑制了劳动者积极性,最终未能对劳动效率提升产生较高推动作用。     

环渤海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济中心带动腹地城市联动发展的经济圈模式已被众多国家或地区广泛采用。通过应用总量分析法、劳动生产率分析和产业区位熵分析等,对环渤海经济圈三省两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渤海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整体水平偏低,经济中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各省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均衡。因此,环渤海经济圈经济中心应全面集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腹地城市发展优势产业,实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差异化发展,推动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全面提升。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且引入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规模、城市化水平3个调节变量,分析它们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影响。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省际2000~2008年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1998~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瓶颈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物流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制约程度最大,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约程度最小;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中,就整体而言,完善的政策环境对物流业外溢效应产生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政策环境的这种积极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制约了物流业外溢效应;制造业企业规模对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整体和东部地区中,城市化水平负向影响着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地区与部门特征

本文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地区与部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其中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目前服务业存在着明显的"三低"现象,即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人均增加值偏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区与部门非均衡特征.在影响目前中国服务业增长的诸因素中,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水平是最为重要的促进变量.因此,应继续推进城市化和市场化发展战略,缩小各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差距和服务业各部门发展的差距,推动服务业全面均衡发展;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注重服务业的集约化发展,使服务业的增长真正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增强服务业的产业整合力、经济牵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Survival,productivity and growth of new ventures across locations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location of genuinely new ventures and spinoffs on these firms’ survival,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The study distinguishes between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locations: metro cities, metro regions,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Using a unique database covering more than 23,000 new entrants between 2000 and 2004 in Sweden and observing them for 5 years, several conclusions may be drawn from our study. First,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ex-post entry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Second, the proposed superiority of start-ups by ex-employees depends on the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the sector. Third,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the industry matter for the viability of the new firms.     

北京、上海和广州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比较分析

近年来,我国不同区域知识服务业发展迅速,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为代表的三个区域知识服务业增加值达到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的51.4%,高于这三个地区GDP占全国GDP(48.0%)的水平,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三大增长极。其中这三个区域,又以广州、上海和北京为最。本文对比分析三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效率,重点探讨上海知识型服务业的差异和不足,从而为上海知识型服务业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与规模报酬分析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1年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与规模报酬状况,并计算了决定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两种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替代弹性与边际生产率,最后分析了这一估计结果对今后发展中国服务业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