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98—2008年人口和GDP数据支持下,应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结合耦合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南方向,在大的趋势上存在耦合关系;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南高北低,围绕经济区中心城市聚集;人口和经济聚集的主要轴线为浙赣线,次要轴线为昌九线,并表现出先在昌九线集聚,后向浙赣线集聚的态势;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高度相关;根据耦合指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型和经济落后型五类区域。     

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2)研究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     

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变化研究

采用重庆市40个区县1997-2009年人口和GDP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重庆市直辖以来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及其关系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圈"高、"两翼"低的特点;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但总的来说不断趋向协调,表现在人口与经济集聚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多;自相关分析表明Moran's I由1997年的0.7254下降为2009年的0.7162,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的数量都有所减少;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及关系的变化与自然条件、区位因素、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变动等密切相关.     

青藏高原县域人口与公共服务适配性与优化策略

促进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适配是推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合运用人口地理集中指数、重心轨迹和空间错位模型勾勒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地域分异明显,空间集聚格局稳定,人口集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异质性特征,形成了以桑珠孜区为核心的人口高度集聚区;公共服务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呈现曲折中优化态势,在空间上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具有空间锁定特征,三大高值区分别为新疆西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青甘川滇四省区的东部边沿地带。(2)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重心时空演化趋势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存,二者重心在空间上均呈现曲折北进的演化态势,而人口集聚的时空分布与演化趋于集中和稳定。(3)青藏高原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经历了初期负向中高错位为主导转向期末负向低错位为主的演化过程,错位贡献度在空间上形成三大高值分布格局,绝大部分县域的空间错位贡献度有微弱提升。     

山西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关系变化研究

基于山西省人口普查资料和GDP数据,利用地理集中度、ESDA以及区域重心方法,分析了2000-2010年经济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区域整体和区域内部对经济与人口空间关联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经济分布格局有较大改变,但由于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人口流动的滞后性,人口分布格局几乎不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在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出现极化现象,人口与经济不协调程度加剧的县域增加,并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整体来看,2000-2010年山西区域均衡发展程度有所提高.     

城镇群空间结构与要素集聚

依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素空间集聚理论，展开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结构研究。通过城市引力、克鲁格曼指数计算，比较分析城镇群内部城市吸引力和城市产业分布的差异性，通过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集中度指标和不一致系数的测算，分析了山西省城镇群空间要素集聚效应。研究表明，山西省的城镇群规划与要素空间集聚趋势整体一致，城市间产业分工体系基本形成，城镇群的要素集聚效应明显，但人口与生产分布仍存在不一致性。研究认为，山西省城镇群发展应该继续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分工和特色，引导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的一致。     

人口聚集、经济扩散及其不一致状况——来自长江三角洲的经验研究

在区域发展环境变化及发展格局转变情况下,文章引入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对比分析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及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并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对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分布向边缘区扩散的格局下,人口分布总体呈现向核心区集聚的态势,由此带来的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变化主要表现为核心区的上升与边缘区的下降,且人口与经济空间布局的协调性有所提高。对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表明,市场力量、政府政策及城市发展状况等都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互动下的城市群空间重构——机制探索与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对城市群空间重构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挖掘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关系,基于2003—2019年中国10个城市群的多源数据,测算各城市群的双重集聚耦合度、空间多中心指数、空间网络化特征等并开展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认为,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深刻影响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作用于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通过强化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促进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双重集聚耦合对推动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提升个体城市节点属性、推动局部城市跨域协作、促进城际交互联系等提升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网络化特性,加速形成多中心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省域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中国省域经济集聚性与污染集聚性趋同研究

首先分别用Herfindahl指数、Gini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测度了我国省级区域的经济集聚度水平与污染集聚度水平,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证明了经济集聚度与污染集聚度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的集聚加速了污染的集聚,并且污染的集聚态势趋同于经济的集聚态势。其次,应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影响污染集聚的因素。经济集聚是引起污染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能源消费、城镇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都会显著促进污染的集聚;技术创新则会显著降低污染的集聚;产业结构对污染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人口的集聚性高则未必会引起污染的集聚性高,如我国的上海和北京等发达城市,尽管人口密度很大,但是由于污染处理及时得力,并没有引起污染的迅速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