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管制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并购是企业通过外部合并、兼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并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在并购的同时也导致生产集中并具有潜在的反竞争效果。因而并购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垄断法律管制的主要对象。新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和争论。     

网络经济下的反垄断与政府管制政策

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为了达到促进市场竞争、维护市场公平、提高市场效率的目标，经常要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干预的主要手段就是反垄断法规和管制政策。反垄断法规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减少操纵价格、限制产量、恶意兼并或垂直一体化等反竞争行为给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在反垄断法规的实践运用中，是否拥有市场力量往往是判定企业垄断行为的关键。市场力量（或日垄断力量）是指企业具有制订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从而获利的能力。     

80年代以来美国反垄断政策的演变和启示

从19世纪末美国反垄断政策产生以来，反垄断政策已经经历了3个演变阶段，其中80年代以来美国反垄断政策的调整对我国当前制定反垄断政策有重要意义。80年代以来美国反垄断政策的演变反映在4个方面：对企业兼并的容忍；对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的认可；政策目标偏向效率；政策调整的对象趋向灵活。反垄断政策的这些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我国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效率；应该抛弃肢解大企业的做法；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下提升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应该制止境外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反竞争行为。     

横向兼并、福利增进与反垄断政策

在对企业横向兼并行为的反垄断审查中,存在两个重要指标:市场份额与产业集中度。本文将企业横向兼并行为的三种反垄断判断标准(福利标准)归纳为两种福利增进情况。并且,根据这两种福利增进的情况,建立均衡福利模型,得出实现福利增进所必须满足的市场条件,从而做出更加明确的反垄断判定。结合我国新出台《反垄断法》后第一起也是唯一的一起兼并失败案(可口可乐兼并汇源失败)进行分析,并基于我国反垄断现状和模型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混合所有制下纵向一体化的竞争及反竞争效应

本文研究混合所有制下企业纵向一体化所产生的竞争及反竞争效应,发现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市场结构同时对一体化的反竞争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使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显示在上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前向一体化下,只有当参与一体化企业数量较多且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私有产权比重较大条件下形成的市场圈定才具有反竞争效应;而在下游私有产权企业实施的后向一体化中,市场圈定在一体化企业数量较少且私有产权比重较小,或者在参与一体化企业数量较多的两种情形中出现,且两种类型的市场圈定均具有反竞争效应。这些结果意味着在国有产权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中,对纵向一体化的反垄断控制标准应与私有产权背景下有较大的不同。     

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述评

2012年3月,商务部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了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与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实践相比,商务部对该案的审查过程更为曲折,并且在界定相关市场、选取救济方式等问题上采用了独特的处理方式。本案反映出企业自身经济效率的提升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已成为我国经营者集中案件反垄断审查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制度的实践与法律完善——-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集中案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是为了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该文对2008年至2013年发生的20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进行了法律分析,绝大部分案件都附加了后期监管成本较高的行为性条件。商务部在执法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体现出与其他司法辖区不同的执法思路与特色,但应注重更加准确地对竞争状况进行评估,加快案件的审查速度,以减少对竞争分析的非反垄断因素的干扰。     

反垄断的效率标准及其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启示

以经济效率作为反垄断立法的目的和反垄断的标准是由芝加哥学派最早提出的。将经济效率作为反垄断的首要目标不仅是区别反垄断规则与反不正当竞争规则的有效标准,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需要。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有关垄断行为或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出现在若干部法律中。我国各条反垄断规则都有其不足之处,保护消费者权益一直占据着立法目标的核心地位,效率标准并未突出地成为反垄断的终极目标。只有明确了反垄断法的目标和作用,才能合理地划分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界限,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进口硅片价格畸高、寡头企业共同所有权与反垄断

寡头企业共同所有权引起的反竞争效应应引起关注。构建包含共同所有权的差异化产品古诺竞争模型,分析共同所有权对寡头企业竞争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同时持有寡头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会削弱其竞争动机;共同所有权比例越高,其竞争动机越弱。进一步对硅片寡头企业竞争、共同股东状况以及环球晶圆与世创经营者集中案的反竞争效应进行讨论,以解释近年中国进口硅片价格畸高现象。据此提出：考虑到在相关市场中,寡头企业具有共同所有权,相关市场的共同股东对集中后实体持股比例增加,这些寡头企业具有单边差异化制定垄断高价或协调制定垄断高价的动机和能力,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对其或今后类似的经营者集中予以禁止,或加强对类似附条件的经营者集中案所涉相关市场的寡头企业定价等行为的反垄断关注与调查。     

台湾《公平交易法》对大陆反垄断立法的启示

一、台湾《公平交易法》中反垄断的规定 《公平交易法》规定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问题。反垄断部分对“独占、结合、联合行为”进行了规范,其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它原则上容许独占、寡占的存在,但不得滥用独占地位有害于竞争;企业结合可能对市场造成一定影响,故要求预先经过许可,并规定若干条件;至于联合行为,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方式。反不正当竞争部分则规范仿冒、欺骗性广告、营业秘密保护以     

美、日、韩大企业的发展模式

美国第五次兼并浪潮中,美国政府也由反垄断以限制企业兼并,转变为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提高国际竞争力。     

反垄断法下企业并购绩效形成机制研究

该文基于反垄断法视角,提出了企业并购绩效的反竞争效应理论,推演了垄断势力影响并购绩效,以及竞争强度与研发密度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有助于企业并购决策、政府反垄断监管,也有利于产业振兴下企业并购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竞争态势影响的评估。     

混合寡头下的横向合并及反垄断控制研究

本文在混合所有制下研究了市场结构及企业产权结构对企业间横向合并福利结果的影响。研究显示，即使存在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协同效应，合并仍将导致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合并引起的社会总福利改变则随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私有产权比重的上升呈现倒U型特征。以上结果显示，在混合所有制下企业间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反垄断机构应充分考虑产权因素对合并福利结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适用于不同产权类型企业统一的反垄断控制标准。     

我国B2C电子商务垄断及反垄断规制

我国B2C电子商务交易份额越来越集中在天猫、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几大主要网站上,虽已形成了传统意义的垄断,但这种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与传统工业经济中的垄断具有明显的不同,垄断并未导致价格联盟的形成,社会福利的降低,反而竞争愈演激烈。针对B2C产业反垄断的核心就是保护竞争秩序,本文研究我国如何在垄断市场结构下有效促进更多企业投身到B2C细分市场中来,避免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击竞争对手,激励企业加大技术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美国外资并购政府审批制度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批准，其中州政府的审批主要侧重于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和惩罚，而联邦政府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批准主要包括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及司法部反垄断局根据《克来顿法》等法律进行的反垄断审查和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根据《综合贸易竞争法案》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第一段]     

走出反垄断的认识误区

目前我国市场上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行之所以盛行，反垄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原因在于人们反待反垄断问题在某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目前不需要反垄断法，反垄断不利发展规模经济以及行政垄断范畴，事实上，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迫切需要反垄断方法，反垄断不仅不会阻碍规模经济反利于发展规模经济，行政垄断也应该纳入反垄断范畴，要有效制止垄断行为，就必须走出反垄断的认识误区，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对我国竞争立法的几点思考

市场需要竞争,而竞争权利滥用(包括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显然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对此,世界各国相应地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限制竞争法(反垄断法)加以规制。相对而言,我国的竞争法律制度起步晚,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我国竞争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它以反不正当竞争为重点,兼任某些反垄断任务,目前其不科学性与滞后性在司法实践     

兼容性、标准设定组织与协同效率北大核心CSSCI

兼容性标准在现代经济的分工协作运行中具有重要影响,但市场机制有时无法有效地实现标准化。分析标准化的理论基础以及标准设定组织的协商过程和机制,建立动态混合策略博弈模型,探讨通过标准设定组织方式建立兼容性标准的利弊,并与标准竞争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与标准竞争相比,由标准设定组织中介的协商方式形成兼容性标准的可能性更高。时间成本对于协商效率有正面影响,引入退出机制也可以提升协商效率。此外,标准设定组织可能引发垄断与反垄断问题,其组织性质可能异化为托拉斯组织,参与协商的企业可能滥用私有知识产权,实施垄断性行为。为了实施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制政策,监管机构需将此纳入反垄断考量。     

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条件下政府反垄断政策的选择

反垄断以维护公平竞争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 ,但在市场对外开放的条件下 ,政府反垄断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政府反垄断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市场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国际经济背景、外国政府的现行反垄断政策及其可能的变化、国际规则或双边规则以及多边规则对政府反垄断政策选择的限制等因素。要以促进竞争作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基本原则 ,以国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取向。当前政策着力点是放松对本国企业垄断的管制 ,强化对外国企业垄断的管制 ,根据外国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动向调整本国的反垄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