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迁村并居”研究现状概述

迁村并居是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成效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围绕迁村并居的功能、动力机制及存在的矛盾和推进策略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农民搬迁安置、多方互动、新社区可持续发展、政府对迁村并居工作的社会评价研究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究。     

“迁村并点”实施成效及其思考——以山东省兖州市新兖镇寨子片区为例

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山东省兖州市新兖镇寨子片区在“迁村并点”实践中的成效,得出了5点启示,找出存在问题,提出了对策。     

浅析村镇建设中迁村并点的阻力

"迁村并点"有助于新村建设,但是在现实中却遭遇较多的阻力,尤其在一些离城市较远的自然村,而这些村落正是改变农村面貌的重点所在。针对这些问题分析了农民抵制迁村并点的原因,并归纳了目前影响迁村并点的主要因素: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宅基地处置以及居住成本。迁村并点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迁村并点的同时需要考虑农民的生产方式的改进以及提高经济收入等现实问题。     

农村社区村民自治模式新探索——以五河县屈台村模式为例

五河县屈台村从一个“上访村”变为“皖北第一村”，走出了一务村民自治的建设模式，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上提供了借鉴的经验。本文通过调查走访和问卷调查方式简要分析屈台改革村民主监督机制，村务公开化等体现村民自治措施的内容，介绍屈台模式推行以来，村中村容村貌的变化发展，经济建设的腾飞，文化教育事业的丰富多彩，并提出一些可能存在的深层矛盾及解决办法。     

整村推进中的村民参与机制与精准扶贫——以甘肃省L县B村为例

以甘肃省L县B村为例,从村民参与角度探讨了整村推进的实践逻辑和扶贫效果。研究表明,在一个县域之内扶贫机制既定的情况下,村民参与机制是影响整村推进扶贫效果和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对扶贫资源的性质和利益相关者认识不清,在村民集体参与下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但资源的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益贫效果减弱;贫困户能力贫困,自愿参与项目中资源获致受限,造成资源向中等及以上农户集中,影响整村推进的目标实现。为了实现整村推进的扶贫目标和精准扶贫,建议明确整村推进资金和项目的性质,对农户分类,加强贫困群体的参与。     

当代家族与村民委员会的双向互动——以新乡市茹岗社区为例

家族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基层社会单位,而村民委员会则是改革开放后依法设置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建立在家族之上,与之有着一系列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村民委员会对于家族组织政治作用的弱化,还体现在村民委员会对家族文化发展的助推作用。同时,家族对村民委员会的良性运作也有着一定的补充作用,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应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强化村民委员会的功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时代大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研究——以湖北省W市W区N街道为例

新时代要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更有针对性与实效性。湖北省W市W区N街道社区治理实践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在于较好地坚持了建立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活动、发动群众行动、发挥党员力量4个方面,始终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本质内涵与大城市社区治理特殊要求相结合。提升大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在实践中要重点把握加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以提升社区治理领导力这个主力,把握统筹协同各方资源以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这条主线,把握持续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以推动治理落到实处这个着力点。     

当代苗族村民法律意识调查——以凤凰县茶斗坪村为例

研究法律意识,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访谈、问卷、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凤凰县茶斗坪村苗族村民的法律意识状况进行调查,可以看出苗族村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他们的法律观念、知识掌握和实际运用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强。     

旅游扶贫开发背景下的村民直选、社区增权与联合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东省新丰县利坑村为例

文章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编码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发现在旅游扶贫开发背景下,乡村社区可以通过村民直选制改革和社区增权措施来实现与旅游开发商联合治理、共享旅游发展权益这一目标。具体来说,在案例地社区中,首先村民通过村民直选权约束村委会干部的代理行为,然后村委会凭借村民组织法法定权力来制约开发商经营行为,而开发商则通过对就业村民及其亲属的经济与行政影响力来调节与社区的关系,三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最终形成联合治理机制,而政府将逐步退出并转型为公共行政服务提供者。这一发现有助于解决旅游扶贫开发中的贫困社区边缘化或村民非理性对抗等问题。     

“我是党员,理应为村民谋幸福”——记阳城县坪泉村党支部书记原文胜

他主动放弃在城市挣大钱当老板的安逸生活,返乡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使一个昔日贫穷的山老区村变成了如今现代文明的新农村……     

新疆社区田野调查——以尉犁县阿克苏甫村为例

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对于乡村社区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地调查方法,另一类是分析方法。通过对阿克苏甫村经济与宗教信仰的调查可以对当地人们的生活有一些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村改居”的社区建设刍议——以柳岸馨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突出表现在"村改居",即将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上。本文以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一村"村改居"的改革为个案,分析了"村改居"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以及社区居委会队伍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对策。     

当前村民自治的问题、成因与对策——以江苏发达X村与四川落后Y村为例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村委与群众疏离、村委"摇摆"化、村干部私利欲凸显及村委形式主义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应认真反思,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浅析流动人口社区儿童的抗逆力——以K市流动人口社区为例

流动人口社区儿童在进入城市之后,环境文化的改变,使得他们难以顺利应对,若抗逆力不强,很容易变得悲观、失望。良好的抗逆力水平,能够提高他们面对生活风险的心理适应能力。深入研究对流动人口社区儿童个体及其生存系统,发现影响流动人口社区儿童抗逆力发展的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从优势视角出发,结合社区实践,探讨促进流动儿童抗逆力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社区环境的可能性。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探析——以浙江省J市为例

随着政府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的出台落实,各级地方政府相继推进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培育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大势所趋。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各异,探索不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中小城市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路径——以“焦作李封模式”为例

社会各界对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正在日益提升,研究中小城市社区志愿服务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焦作李封模式"是以制度保障、资源整合、服务供给和反馈评估组成的有效可行的运行机制。但在具体实践中,该模式仍存在着志愿服务理念普及率不高、资源整合能力不强、激励机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本文提出,优化中小城市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路径,应加强政策扶持保障、拓展志愿服务项目、健全激励制度,不断优化社区志愿服务。     

“造村为市”的另类选择

如果要结婚没房怎么办?"发一套啊。我们的房子比城里便宜得多,600元一平米,还是框架结构,防震。"山西省河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慷慨地说。如果发现村民赌博怎么办?"如果你来举报,奖励100万元。"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     

乡村治理中的“公益”与“公共”事业——基于范和村民理事会的调查研究

范和村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在乡村基层治理探索中具有自身特色,积累了较好的经验,是珠三角地区探索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乡村治理样本。相比于一些村民理事会的产生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范和村民理事会是典型的血缘、宗族群体逐步扩展到以村为单位的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小理事会+大理事会体现了村民理事会的组织构成特点。范和村民理事会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运作机制和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从事公益事业推动乡村公共事业发展。范和村民理事会得到乡贤助力并具有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做了大量工作,但更多的是体现在公益事业的物质层面上,村民理事会的作用在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