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大量引进FDI——多重视角下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FDI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文章着重分析了FDI流入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基础,同时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做了分析。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和全球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即便在几十年后仍然会有大量FDI流入中国。流入中国的FDI可分为港澳台外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因为这两种FDI的战略定位不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增量改革”使得中国区域间和产业间发展极不平衡,各产业和各地区之间的情况差异也很大,两种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需要分情况研究。文章把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进行了分区域分析,又把工业行业分成四组分别进行了分行业分析,得到了较为具体的分区域分行业分析结果,同时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了政策建议,并认为在引进FDI时应针对不同的FDI采取不同的策略,同时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才是保证中国经济长久稳定增长的关键。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长三角地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长三角地区2003-2007年26428个企业的(4046个外资企业和22382个内资企业)面板数据,从行业(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和区域(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层面就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工资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出和潜在的技术溢出两种渠道产生:从行业层面看,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冲击和工资溢出效应对同一行业内资企业的工资产生显著影响,且前者对内资企业工资的提升作用大于后者;从区域层面看,不同城市内资企业的工资受到本地和相近区域外资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倾向与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02、2003年的行业数据,对比研究了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倾向较高的行业和出口倾向较低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倾向较高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竞争效应、研发效应和模仿效应对我国内资企业产生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倾向较低的行业,其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     

FDI的“行业集聚”与行业分布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对影响FDI行业分布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除了分析行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本文还重点研究了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FDI行业分布溢出。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的产品出口比重对吸收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业内的国有企业集聚对外资企业进入有显著的"壁垒"效应,而行业的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外资进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FDI的行业集聚对吸收FDI有正向的行业内溢出,而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行业间分布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后向溢出方面,但没有产生前向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2、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数据,采用加权回归的方法,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机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机制源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活动、研发活动和与内资企业的竞争,文章最后提出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建议。     

重庆市引进FDI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重庆市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跻身西部省市前列,该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基于外资集聚程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方面的显著优势。FDI在重庆市的行业选择主要受行业比较优势、行业外资集聚程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影响。因此,重庆市还应在提高研发能力、引导FDI在第三产业内部平衡布局、促进重点行业形成集聚效应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梳理了研发投入在FDI影响东道国创新能力中作用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了FDI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资金投入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双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投入和低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在中等研发资金投入和中等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较小的正向影响;在高研发资金投入和高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会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竞争力影响途径的计量检验

本文利用2001、2002、2003年我国的工业行业数据,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外贸竞争力的途径。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外贸竞争力指数的提升,同时也发现,在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出口和技术创新都是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指数的因素,在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出口提升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指数,而技术创新却降低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指数。     

FDI与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9-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利用FDI对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自主创新具有正向促进功能,尤其在市场竞争激烈、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的行业,FDI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内资企业科研经费投入量与FDI推动自主创新效果存在显著相关性。我国在制订相关政策时,不仅应将利用FDI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考虑,而且在产业政策导向,以及促进科研经费投入等方面均需做出相应调整。     

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省市和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系统地分析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中国工业部门1999-2009年间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了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两种渠道。此外运用3sls和2sls方法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FDI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促进了地区劳动生产率;FDI具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地区数据和行业数据估计都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通过FDI间接作用和本身的直接作用促进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论FDI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呈现出先负后正的变化过程,即在外资进入的头几年会对大陆企业创新产生负向效应,而到后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由负转正,亦即最终会促进大陆企业创新。同时,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更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在来源地不同的外资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港澳台资,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存在差异,相对于独资方式,以合资(作)方式引进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差异,引进外资对高技术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高技术行业的影响较小。     

FDI溢出效应与自主技术创新效率:一个高技术产业特征的视角

本文通过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5个三位码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该产业FDI进入对不同三位码行业内资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产生了异质性溢出效应,行业特征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异质性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与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较小、R&D强度差距较大,具有较强消化吸收能力且规模较大的内资企业相应行业中,FDI进入对其自主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同时,行业出口导向型程度及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有助于内资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更好地吸纳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技术边缘化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37个工业行业为对象,通过对1998-2003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技术边缘化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从行业吸收能力、技术密集度和技术差距三个维度探讨对FDI技术溢出影响的效果与程度。结果显示,行业的技术边缘化程度与FDI流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行业的吸收能力越弱、行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FDI加剧技术边缘化的程度越大;技术差距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进而指出,真正的技术追赶只能通过我国产业获得参与技术生成和技术改进的过程来实现,增强我国产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及自主创新力是打破高技术行业技术依赖的根本所在。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机理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溢出推动了东道国同行业及其他关联企业的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有限,为了实现持续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效地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在此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及其相关问题,对我国具有现实的意义。     

广东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选择

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两种不同的投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文章据此探寻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从东盟的产品市场和资源禀赋出发,分别分析了广东省在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优势产业、边际产业、资源类产业及小规模技术产业的企业对东盟国家的不同投资指向。     

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1999-200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TC和ECI指数构建计量模型,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各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变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较大;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而这种依赖性正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打破。运用连乘变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规模和出口地位对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出口竞争力增强的效应有较大影响。     

环境管制、区域差异与中国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根据中国2001-2009年30个省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对包含环境管制在内的影响FDI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基于效果衡量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基于污染治理投入的环境管制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负的影响,而且企业投入在污染治理投资中的比重越高则负面影响越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自由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FDI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也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全国FDI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不高,虽然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却呈现出波浪下降的特点,并且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呈现从高到低的阶梯性。     

行业内不对称地位的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动态博弈及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一些行业内处于强势地位,这对内资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行业的层面将处于强弱不对称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放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中,采用动态博弈的方法定量研究在我国一些行业的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所处地位的不对称性对双方得益的影响,并由此得出结论与启示。     

The sensitivity of U.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political an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 sector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nfronts two alternative approaches for explaining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atter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real options (RO) approach, FDI in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should be particularly deterred by political an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SCRM) approach puts forward tha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vertically integrated industries are unlikely to locate their foreign activities in risky countries. Thanks to the use of sectoral data,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CRM approach explains much better the pattern of U.S.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the RO approach.     

The impact of foreign ownership,local ownership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n spillover benefit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significant variation in FDI spillover effects on local industry is obscured through the aggregation common in most studies. Breaking Chinese industrial data for 2001 down by category of ownership of foreign investor, local firm, and by host industry, we find evidence of greater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an in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We also find that overseas Chinese affiliate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HMT) generate spillovers to locally owned enterprises (LOEs) in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ontrast to western affiliates, which positively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LOEs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benefit from the presence of both HMT affiliates in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of western affiliates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Other LOEs (OLOEs), however, benefit only from HMT affiliates’ presence in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These findings offer some support to host government policies offering generous incentive package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ors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some aspects of China's status as a transition economy—for example the considerable resources and effective control deployed by the state and SOEs—has helpe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however we argu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non-transition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implement similar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