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分析

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大量的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存在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一现象意味着我国现行的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表明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前释放了一部分。放开资本管制，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成为必然趋势，实现与否仅仅是时间问题。     

资本外逃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针对近年来我国资本外逃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研究试图解释它的主要动机、方式和渠道，并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规模进行估算。区别于上述研究，本利用模拟模型就资本外逃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一方面，资本外逃可导致实际利息率的提高，从而降低私人消费、投资和总需求，失业率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外逃导致低通胀的环境，低通胀同时意味着我国承受了较低的货币贬值的压力．并且保持了出口增长。     

洗钱和资本外逃的经济制度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本文系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而出现的对外投资的"异化"问题———洗钱和资本外逃问题产生的原始动机、经济制度原因和遏制外逃的对策建议。     

改善经济运行环境的时机选择:政府与资本的博弈

通过政府与国内非法、合法资本持有者间的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出政府对待非法资本的严厉打击,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内整体性的跟随性流出。即政府对待非法资本的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资本净流出/流入的方向。而国内存在大量资本净流入时,相当于放宽了政府对非法资本的严厉打击的现实约束,为在资本净流量波动尽量小的前提下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创造了条件。     

资本市场开放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我国开放资本市场已提上议事日程，从利率、国内投资环境、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预期等角度分析，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现实因素，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时机尚不成熟。建议我国在开放资本市场前要为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存款找到出路。以住房市场为经济增长点，着重发展国内经济，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提高我国长期资本的吸引力，以保证资本市场开放后人民币汇率平稳过渡。     

中国资本外逃现象透析

近年来，我国在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存在日趋严惩的资本外逃现象。资本外逃是国内投资者的资本非法外流，若任其发展将希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不容忽视。本文在间接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近几年资本外逃的规模，并通过一个模型分析资本牙逃的动机，进而探究我国资本外逃加速的原因，指出要遏制这一现象须从根本上减弱或消除这一行为发生的动机。     

资本流动及资本控制的有效性研究综述

资本流动分析角度可宽可窄。资本流动若从世界范围考察，可分析资本在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流动，资本的流进流出对各个市场波动的影响及其关联等。若从一国角度考察，则可重点分析一国资本项目下所有资金的流进和流出，及其对一国经济和汇率制度等的影响。     

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

本文在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条件以及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特别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本文强调指出，为适应“入世”需要，中国应采取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规范的、有序的、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其资本项目管制。     

国际资本流入与证券市场的发展

国际资本流入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巴劲松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流入的形式来看，证券投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际资本的流入，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同时，也给这些新兴证券市...     

基于资本配置效率的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分析

用资本配置效率表征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从行业和地区视角,对中国实行发行核准制度期间股票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较低,资本配置功能的实现程度较低,股票市场制度低效。指出: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应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培育理性而成熟的投资者,从而更好地实现股票市场制度功能、提升制度有效性。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动态研究:1982-2008

文章综合利用储蓄一投资相关性检验法、Edwayds-Kahn模型法、资本管制强度测度以及抵补利率平价4种方法分别从实体经济、货币经济、法律框架以及短期资本套利动机等角度对1982-2008年期间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并侧重讨论了现阶段我国资本管制是否失效的问题.研究结论显示:自1982年以来,我国的资本管制政策短期内基本有效,但随着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管制政策的逐步放开,资本流动性逐渐提高,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呈下降趋势;2007年以来虽然存在大量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现象,但我国的资本管制仍然对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国际资本流动悖论：一个文献综述

20世纪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出现了逆转,由先前的从富国向穷国的顺流,转变为由穷国向富国的逆流。国际资本逆流与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完全相悖。本文对关于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理论假说和经验研究作了一个系统的文献综述。首先,建立一个简明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潜在因素。其次。从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制度完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外资利用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等角度,对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理论假说进行深入阐述和系统分析。最后,作评论性总结。     

中国资本管制与外汇冲销的有效性——基于抵消系数和冲销系数模型

近来，中国面临的“三元悖论”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大量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兼顾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成为中国货币当局所经受的严峻挑战。基于一个修正的抵消系数和冲销系数模型，论文利用1999年6月至2009年3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对中国资本管制效率（抵消系数）和外汇冲销有效性（冲销系数）作了估计。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虽然仍有效但约束力有所下降；以基础货币为考察对象的外汇冲销程度几乎是完全的，而的外汇冲销有效性程度明显较低。递归估计显示．中国资本管制效率和外汇冲销有效性呈不断下降趋势，从而，货币当局谋求币值稳定和监管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能力将有所削弱。     

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效率研究

基于非参数方法双产出模型,本文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生产率比较的基础上,具体研究民族资本技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资本效率优于FDI;民间资本比集体或国有资本更具效率.因此,转型期中央政府应考虑如何高效利用民族资本,尤其是要消除制约民间资本效率的体制性障碍,使民族资本更好地发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作用.     

中国经济开放度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在Hau(2000)模型中引入工资交错调整和交易成本假设,以此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基础模型,并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后发现,经济开放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价格稳定和产出增长都会产生影响。贸易开放程度和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将增强货币供给对短期汇率调整的影响;而经济开放度的加深,虽然在短期内会削弱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将会对产出调整起积极作用。同时,运用校准法模拟分析后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货币政策调节短期消费和产出的能力将会下降,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更多地表现在汇率波动上。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本文研究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全国和地区人均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截面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B收敛,但有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初期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健康人力资本对产出的效应要高于教育人力资本;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在中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因素,健康人力资本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经济收敛速度较快,且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西部实现对东部地区经济的赶超.     

中国股市弱式有效研究综述

中国股市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在是否具有弱式有效,采用所谓的随机游走或（和）AR模型做检验,由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有效市场,但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的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对实证检验支持中国股市弱式有效提出异议,并选用ARCH模型族以改进估计效果,检验异常现象、过度反应等其它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或者模棱两可,不敢从实证结果肯定地得出与经验判断相反的结论。从理论上正确理解弱式有效,并采用广义谱域分析或小波分析,可以得出肯定而明确的结论。     

Capital Flight: China's Experience

We study the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China's capital flight. In addition to the covered interest differential, our empirical exercise includes a rather exhaustive list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a few institutional factors. Overall, our regression exercise shows that China's capital flight is quite well explained by its own history and covered interest differentials. The other possible determinants offer relatively small additional explanatory power. It is also found that China's capital flight responds differently to the components of covered interest differentials and to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ponents of these variables. The response pattern, however, depends on the choice of data frequency. The general impression is that the monthly results are more intuitive than the quarterly 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