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2011～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污染数据库以及海关数据库整合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在考虑环境规制因素后,中间品进口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结论依然成立,且环境规制强化了东部地区中间品进口的污染减排效应。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但中间品进口的环境政策溢出效应并不能促进企业污染减排。研究结论有助夯实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微观基础,为从国际贸易视角实现污染减排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提高企业经济实力,对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中间品的国际溢出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且对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创新影响较大;增加进口中间产品多样性以及扩大来自发达国家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量是推动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的重要措施。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

本文按照BEC分类法把进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中间品主要指零部件,资本品主要指机器设备。在对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考察了中间品进口、资本品进口以及控制变量国内研发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研发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进口中间品是否会促进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文章从人才"引育并举"中的"育"出发,采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在职培训为例,实证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果和可能机制。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常规培训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技术培训有显著促进作用;平均而言,进口中间品使得企业技术培训概率提升了7.4%～12.3%。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是通过促进其使用外资授权技术、开发新产品两大机制来增加技术培训的,而产品质量提升对技术培训没有显著影响。在地区和行业方面,进口中间品对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在职培训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理解进口技能升级效应提供了新认识,对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也有重要政策启示。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中间品进口竞争、供应链联系与供应企业成本加成率

扩大中间品进口被认为是促进国内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但由此引发的竞争冲击将对国内同类中间品供应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定价变动入手,文章尝试结合中间品投入产出背后的供应链联系,探究中间品进口竞争对国内供应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竞争趋于抑制供应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该抑制效应来源于国内供应企业在下游中间品采购市场份额的收缩,采购商之间因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竞争挤出以及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产品的替代构成收缩的主因;供应链联系下中间品进口竞争还存在不断蔓延的传播效应,增加了抑制作用的强度和范围;但结合结构分解发现,间接冲击更弱使得其对加成率的影响将随着供应企业距下游行业距离的增加而弱化。文章丰富了从全球生产分工视角对进口作用的分析,并对双循环发展背景下探究如何引导国际循环反哺国内生产体系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美国进口的影响因素与奥巴马政府调整的结构性困境

本文讨论多种变量对多种进口商品的作用程度.由4种变量(进出口价格指数、汇率、国民收入、银行贷款利率)对美国5种进口商品(工业原材料、石油及制品、资本品、机动车辆、消费品)施加影响的AR模型输出结果显示:在所有考察的影响因素中,国民收入是决定进口水平的最重要方面.美国进口变化影响因素的现实背景,使美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研究

本文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先发展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为例,论述了拥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禀赋结构优势,市场化发展带来的交易效率优势,以及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领先优势,是先发展地区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客观基础。应强化知识性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低端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构建"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稳步推进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解析香港经济抟型中的结构性困境

香港经济在1997年以后的放缓和衰退源于两类因素的相互作用。本考察其中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指出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是造成其结构性困境的根源，而摆脱这一困境依赖于香港经济结构灵活和快速转换的内在机制，以及与内地经济合作的推进。章还进一步分析了CEPA影响下香港经济结构性困境的变化趋势。     

结构冲击与结构转换对中国地区差距变化的影响

中国各地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差异,但现有关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多受新古典单部门增长模型的影响,忽视结构冲击与结构转换的作用。通过构造变量,本文将各地区的实际增长率分解为结构冲击、结构转换9生产率增长三部分,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之不足。研究发现,结构冲击在1978年-1990年缩小了地区差距,但1990年—2002年扩大了地区差距;结构转换在整个改革期间均缩小了地区差距,从而加快农业发展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地区收入分配状况。     

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与检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前结构转换尚处于“倒U”形曲线左侧,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间结构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结构转换均能显著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中部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周边地区结构转换将会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正向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中国新旧产能有序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