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新变化

区位选择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和竞争战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从最初利用廉价的生产成本转到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上来。[编者按]     

论跨国公司区位决策变化对我国经济开发区的影响及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区位决策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开发区相应呈现出不同发展轨迹。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根据跨国公司区位决策因素的新变化而及时调整在宏观层面的政策。     

香港回归后港商投资内地的区位布局与决策因素分析

香港回归10年来,港商对内地投资总体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同时也出现了北上西进的空间扩散趋势。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解释了港资空间分异与空间转移模式的成因,并预测了港商未来在祖国内地的投资走向。     

企业区位决策影响因素分析对科技园区建设的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高；二是销售收入中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比例高。我们通过对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区位决策各种因素的分析发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区域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程度日趋减弱，而集聚因素和创新因素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本文最后对我国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与结构转型

通过对转型国家市场化程度的测度来考察不同国家在转型进程中的地区内部差异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为此,转型国家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善于捕获住全球环境下不断涌现的新机遇,即新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以及获取新知识、资本、组织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机会,使其与制度的安排——结构转型有机结合起来,趋利避害, 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缩小地区差距,加速市场化进程。     

市场化的财产制度

市场化的财产制度就是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财产制度，它通过各种方式使财产制度适应效率原则，按照效率原则来评价和选择经济成份，确定经济成份的结构，制定经济成份的产业政策，促进各种经济之间的流动和融合，改革各种经济成份。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跨国公司在中国分层区位选择研究

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本文从微观层面运用嵌套Logit模型模拟《财富》世界500强中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华区位战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公司并不是将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放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比较,而是采用"中心-外围"和七大地理区域分层区位选择逻辑对子公司区位进行选择。市场需求、劳动市场、内陆交通运输条件以及集聚效应都呈现出经济地理特征。因此,处于经济"外围"的中、西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如何正确利用区域和省级经济发展政策,积极、合理和有效引进优质外资,并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势,对于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域选择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199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特别是一批著名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进行大规模投资。跨国公司在对外作出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东道国所能提供的一系列条件。国别分布: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浪之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开始进入冷静选择期。2009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同比下降14.8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0.33亿美元,同比下降2.56%。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88家,同比下降14.6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76亿美元,同比下降21.97%。欧盟二十七国对华投资新     

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

为研究"走出去"浪潮中新晋对外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信息成本与集聚经济视角的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研究框架,认为对外投资的新晋者对东道国(地区)的不了解决定了信息成本因素在其投资区位决策中的重要位置。基于二值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信息成本因素对新晋对外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比集聚经济因素更为显著的决定作用;实证结果中部分集聚经济因素不显著的原因,既可能与过度集聚的不经济效应有关,也可能是因集聚经济因素作用与信息成本因素息息相关所致;交叉项显著为正的系数估计证明了集聚经济因素作用的条件性,显示在信息成本越低国家(地区),集聚经济因素的作用越大;在发达国家,集聚经济变量已成为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区位决定的考虑因素。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历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以及在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上的变迁和重组。本文从近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变动的视角,对商会产生的历史原因、特征及其历史作用展开新的探讨。     

跨国投资理论与我国企业跨国投资

本通过对跨国投资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的分析，分别阐述了各自的核心思想、理论突破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各种理论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高新科学技术、金融市场、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全球化。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获得尖端科学技术、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成本低廉的资金、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和避开一些地区一体化组织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     

中国房地产投资及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多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过快过热发展,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来调控房地产业的发展。本文基于2007年1月至2015年3月的月度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和Johansen检验着重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存贷利率、房产税三个变量对我国房地产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和房产税对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显著,利率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利率和房产税与房地产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城市化的制度变迁与资本市场创新

城市聚集效应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城市要素市场和城市设施的供给和配置决定了城市的聚集经济效果，进而影响了城市制度变迁，资本市场不仅优化了城市要素的空间配置，而且通过城市设施投资活动的直接渠道和模式的创新，使城市的厂商和居民在从城市设施的外部性获益的同时，也通过市场化的途径补偿了城市设施的生产维护，促进了资本市场和城市建设的良性互动。     

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动态博弈理论，通过对制度的结构动态分析，阐明了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经由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机制，作用于制度变迁过程的机理，并由此论证转型过程中秩序对于成功实现制度创新的根本意义。尤其是，当经济转型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导致制度变迁的多向性（或多重均衡性），从而难以自发达到“有效”的渐近稳定均衡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转型经济国家在促进秩序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

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学理启发,作者提出了国际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范式,并以此探讨国际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东亚体系的和平转型。未来和平转型后的东亚体系将呈现一种嵌套交叠式制度联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互相交叠、兼容共存。多边合作体系既不能化解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也不能主导多边合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的现实做法是从兼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这一路径出发,在东亚地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系。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catch-up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on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innovate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catch-up process in China.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on economic developed is summarised and employed to reveal that it does not sufficiently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rms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subsequ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novations necessary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o catch up. A model centred on firms is constructed to enable an analysis of how institutional factors may affect important drivers of catch-up such as access to resource pools, support to help to use resources to develop competencies capable of sustaining innov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o help the evolution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e model highlights that innovation compatible with catch-up requires a large number of firms to be able to access appropriate resources. This requires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at permit and encourage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and extensive network links that can entrench many indigenous firms in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flows and the means to access, at low cost and risk, from suitably developed national resources pools. Most importantly, institutional systems need to enable and support many indigenous and foreign firms (that have good potential to use resources effectively to create the competencies necessary to innovate) and thereby empower such firms so they can deliver innovation compatible with catch-up. Potential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these requirements are explored, especially problems arising from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at emerge from the natur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some suggested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may help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on the ability of firms to innovate to contribute to the catch-up process.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入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积极调整对华投资战略,并在投资结构、投资方式以及本地化经营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本文主要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趋势、新特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动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充分认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的影响,对把握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地区主义与东盟的制度变迁相关性分析

地区主义的发展推动着东盟自身的制度构建，东盟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地区经济合作和内部政治、经济整合的压力。东盟扩大、经济一体化、冲突的管理与解决、地区架构之形成，都反映了地区主义与制度变迁的深刻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必将影响到亚太地区的整合与国际关系。     

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迁属性及方式选择

新农村建设作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过程,具有制度变迁的属性和特征。新农村建设以分配制度的变化为起点,涉及城乡各项制度的调整,并影响社会成员的利益格局关系。新农村建设适宜采用政府主导下强制和诱致相结合,渐近展开的制度变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