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0-200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广东制造业各行业在2000-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然后又测算了不同所有制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广东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增长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不大;在不同所有制下,技术效率的差异仍不是很大,技术进步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变化,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明显,但是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却在平均水平以下。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外资进入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溢出效应,不过两类外资进入政策调整的负向溢出效应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外资进入自由化越倾向于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总体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就业资源再配置效率改善和低效率企业退出是外资进入自由化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的经济效应,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引资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比较优势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比较优势真的很重要吗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1年的企业微观数据,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研究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能够显著的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从企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来看,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以及出口产品多样性的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时,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出口阅历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出口强度的影响不显著;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要素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和韩国制造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扩展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了各制造业行业的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的研究发现:2001~2011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平均增长速度较快,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落后于韩国。比较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发现:中国所有行业在平均意义上前者大于后者,而韩国则平均前者小于后者。     

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     

外资并购仍会有大发展——商务部专家解读外资并购新规

8月9日，由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管局六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称“《规定》”）正式对外公布，并将于9月8日开始实施。虽然这一新规只是针对2003年外经贸部、国税总局、工商总局以及外管局四部委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的一次修正．但在外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而国家经济安全备受关注的今天，新规定甫一出台就引起了各方的震动。那么，新规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新”在何处？对利用外资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经济周刊》近日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     

中国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测量

判断我国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成效如何,可以通过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予以回答。为了克服传统（宏观）方法估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从微观角度,利用汽车企业数据完成了对汽车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法、Olley＆Pakes法与Levinsohn＆Petrin法等多种方法的横向比较,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结果显示,1999—2007年我国汽车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升,细分为各控股类型、各子行业研究亦是如此;国有控股汽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非国有控股汽车企业,但由于上升较快,逐步与非国有控股企业趋同。由此说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已取得实效,汽车产业正从“引进-吸收-消化”向“创新-超越”转型,继续加强技术研发,构筑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北京现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应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方法,对2004年北京制造业企业生产要素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一方面北京现代制造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各要素的作用比较协调,生产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三种要素对于制造业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贡献率.另外,高新技术对于现代制造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和应用高新技术,是促进北京市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的关键因素.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文章从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视角切入,探究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将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在变换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改变样本容量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保持稳健;企业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敏感性行业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更易受汇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汇率变动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程度达30.17%,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中介效应越强。文章认为,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脱虚向实”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将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助力。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广东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的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力指数,以广东省制造业内资企业、外资企业2002~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测算并分析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内外资制造业TFP均提高,内资部门的TFP增长速度更快,主要原因是技术水平的提高。说明广东通过引进外资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宁波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口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可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从而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本文构建了宁波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模型,对宁波2002年~2007年的28个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Tobit两阶段法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2005—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并利用混合面板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技术进步的“单轨驱动”,总体达到DEA有效,技术效率抑制了其增长速度;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多,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降;产业规模、城镇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