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测度了中国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年增强,加入WTO更是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但是中国的GVC地位指数均为负,说明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低。但三类技术制造业却表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特征,其中,中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波动中下降,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却稳步提升并向上游位置靠近。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透析——基于附加值贸易核算法的研究

贸易转移现象导致海关统计难以反映真实的双边贸易净额.文章基于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分解的视角构建了多国双边附加值贸易统计模型和海关统计模型,从总量、产业、行业3个层面比较分析了两种统计方式下的中美贸易差额.结果显示:海关统计始终高估中美贸易顺差额,平均幅度为20％,各产业的贸易失衡状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顺差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取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顺差的最大来源.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几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其焦点在于双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同理解。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附加值指标较好解决了贸易转移、国内循环和贸易回流这几个统计问题,对贸易利益的刻画要更为真实、科学。本文通过运用传统顺差指标和贸易价格指标以及现代的贸易附加值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发现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由此,我国应该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实现国内附加价值比重的实际增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透析——基于附加值贸易核算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贸易转移现象导致海关统计难以反映真实的双边贸易净额。文章基于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分解的视角构建了多国双边附加值贸易统计模型和海关统计模型,从总量、产业、行业3个层面比较分析了两种统计方式下的中美贸易差额。结果显示:海关统计始终高估中美贸易顺差额,平均幅度为20%,各产业的贸易失衡状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顺差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取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顺差的最大来源。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

利用OECD-Ti VA数据库和KPWW附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和国内附加值,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贸易现状,并构建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附加值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分工地位偏低,国内附加值提升缓慢。劳动密集型行业国内附加值最高,知识密集型行业最低。中国陷入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窘境。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与国内附加值正相关,且影响最大,通过加深参与程度提高国内附加值的前提是提高贸易地位。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和鼓励科研创新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的提升。     

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赖关系——基于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

附加值贸易核算比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更能真实地反映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获利。基于此,文章通过对附加值的原理进行理论解析,利用WTO-OECD的Ti VA数据,测算了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依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岸以附加值角度统计的出口额均大大缩水,台湾地区更甚;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均很高,但地位指数均较低;从上游依赖度和最终需求贡献率来看,两岸目前虽均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依赖度较高,但正在逐步减弱,而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度呈上升趋势。全球经济版图正在重构,大陆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小觑;两岸应大力加强产业合作,继续推进ECFA后续协商,共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携手应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台湾地区如果一味推行新南向政策,将难以奏效,并会加大未来台湾地区经济运行风险。     

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赖关系——基于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附加值贸易核算比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更能真实地反映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获利。基于此,文章通过对附加值的原理进行理论解析,利用WTO-OECD的Ti VA数据,测算了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依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岸以附加值角度统计的出口额均大大缩水,台湾地区更甚;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均很高,但地位指数均较低;从上游依赖度和最终需求贡献率来看,两岸目前虽均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依赖度较高,但正在逐步减弱,而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度呈上升趋势。全球经济版图正在重构,大陆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小觑;两岸应大力加强产业合作,继续推进ECFA后续协商,共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携手应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台湾地区如果一味推行"新南向政策",将难以奏效,并会加大未来台湾地区经济运行风险。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特点有:超越了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未来形成WTO2.0版奠定了基础;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从负向一体化原则转向正向一体化原则;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新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为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及国内经济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政策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序贯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的多次跨境会带来关税成本的放大,进而阻碍全球贸易及价值链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及加拿大的经验表明,部分或全面取消中间品进口关税将有助于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并提升其贸易竞争力。文章首先基于总贸易核算方法(KWW、WWZ、WWYZ),量化展示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成本放大的典型事实。然后,在三种政策情景下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量化模拟了中间品关税削减在促进中国及世界的贸易及经济增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利益再分解——以中美贸易为例

文章通过构建以出口产品最终吸收为标准的双边国家、部门及一国对外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依赖产出或出口内生变量核算增加值的不足。在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美双边贸易增加值构成及利益分配进行重新测度后发现:中国对美出口创造了全球生产模式下的"多赢"格局,但贸易利益分配越发不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不断下降揭示出中国以传统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能力正逐渐减弱;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领域;培育和提升服务业价值增值能力是未来中国获得更大贸易利益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下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贸易收益——基于增加值视角

基于增加值的视角,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出口产品可划分为比较收益优势产品及比较收益劣势产品。通过构造衡量出口产品结构的EO指数,可以对出口产品结构的横向与纵向进行比较。在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发现出口产品结构、国际分工地位对贸易收益水平的正向影响显著,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有利于改善贸易收益水平。出口产品的国际分工参与度对贸易收益水平负向影响显著,国内生产配套率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的国内生产配套率提升有利于改善贸易收益水平。     

全球贸易自由化——亚当·斯密伊甸梦的可实现性

相信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６日会被永久的刻入历史的转轮。就在这天，第５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１０＋１）会议在文莱达成了１０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这项协议无疑为逐渐坠入黑暗之渊沉眠的世界经济微透出些丝曙光——希望而又淡远。那种希望使全球经济人激动不已，他们憧憬着东亚这块几乎未曾开拓的处女地能象当初他们开拓北美一样将世界经济激起千层浪；而那种淡远又让他们对此怀抱迟疑和担心，因为百多年来西方人曾试图发掘这块肥美的处女地，但是东亚迸发出的敌视与漠然却令他们几近无功而返。然而时事的变迁造就了…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Effectiveness of Aid for Trade

Recent global initiatives on debt relief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all for increasing aid for trade to the poorest countries. We apply a multi-country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lternative aid for trade categorie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id for trade policies expand trade and alleviate inter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ies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hat will benefit mainly from aid for trade adjustment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有效增值税率与中国企业贸易关系生存率

文章主要考察企业有效增值税率对企业贸易关系生存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有效增值税率提升会降低贸易关系生存率,这一影响对本土企业、中西部企业更为显著,这一结论对不同的比例风险模型或加速死亡模型均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有效增值税率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资本密集度、契约密集度都高的产品影响程度更大。这表明增值税率水平可能通过融资能力、企业投资、贸易成本支付能力途径影响贸易关系生存率。     

Fighting the Tide: Alternative Trade Organiz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 Free Trad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liferation of 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their products, services and client group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impact of this movement. Although small in volume, alternative trade represents a unique response to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free trade through the GATT/WTO process. The economic underpinnings of both Fair Trade and subsidy programs in general (such as the EU's Stabilization of Exchange system) are evaluated. Ultimately, alternative trade can provide significant assistance to targeted groups with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gains in production and export proficiency. On the negative side, Fair Trade is likely to prolong the dependen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products with poor future prospects.     

金融发展不平衡与全球贸易失衡——基于跨时贸易模型的研究

本文从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的视角研究全球贸易失衡,建立一个流动性约束的跨时贸易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差异、消费者跨期消费能力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通过选取86个国家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活力等金融发展指标与贸易余额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全球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根本上缩小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土金融市场,改变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构建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纺织业的贸易能力建设

2005年全球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可以自由地出口纺织服装产品,而是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近年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贸易能力建设入手,分析了中国纺织服装业能力建设的新进展,并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能力建设作了展望。     

评欧盟全球贸易新战略

2006年10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个题为《全球的欧洲:在世界中的竞争》报告。该报告阐述了欧盟全球贸易新战略。欧盟全球贸易新战略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来实现欧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欧盟确定把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一个战略平台。亚洲将是欧盟选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的主要地区。欧盟的全球贸易新战略与美国小布什倡导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如出一辙。由于自由贸易协定在本质上偏离了WTO所倡导的非歧视原则,所以,欧盟与美国的做法将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消极影响。中国面对美国、欧盟甚至是日本展开的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应该作出应有的反应。     

Trade Union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simple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role of unions in a global economy. It builds on the model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by comparing America with a flexible wage and Europe with a rigid wage (the existence of union), where the two areas are integrated via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We fin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hat the degree of wage orientation of the union is larger than the firm's bargaining power and determines the positive direction o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union's bargaining power o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ambiguous. If the sum of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and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ur is smaller than one, or the firm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Leontief production function (Harrod–Domar growth model) or an extremely low substituting elasticity (much empirical literature is supported), the union's bargaining power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general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Solow–Swan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the union's bargaining power will result in a decline in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