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将成为金砖五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以金砖五国的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世贸组织数据库中2014—2020年各国的服务贸易规模以及对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贸易优势指数、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算和对比的基础上,找出金砖五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未来发展方向,从而为金砖五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金砖五国”自我发展能力评价及比较

本文从区域和人口两个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金砖五国”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并比较.通过计算分析,得出五个国家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强度不一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国家,其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并不突出;而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国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也不一定强.     

“金砖五国”自我发展能力评价及比较

本文从区域和人口两个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金砖五国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并比较。通过计算分析,得出五个国家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强度不一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国家,其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并不突出;而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国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也不一定强。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国际直接投资与引力模型

本文的模型表明,与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类似,国际直接投资中也存在一个引力模型,即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量与两国之间的距离负相关,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关系,是因为跨国公司往往需要从母国运输部分原材料或者半成品,距离越远则运输成本越高,所以距离成为限制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因素。     

中国工业在“金砖四国”与“展望五国”中的地位研究

本文从实证分析角度考察了中国工业在"金砖四国"与"展望五国"中的突出地位,比较了九个国家在三次产业结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方面的发展,并对石油行业、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进行了重点考察,研究了各国的营商环境,最后得出中国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上,在"金砖四国"与"展望五国"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结论。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北大核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金砖五国”面板数据

本文将面板数据模型应用于"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中,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对两经济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并建立了金砖五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变系数模型,得出不同国家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影响。结论表明俄罗斯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强,而新加入金砖"五国"的南非最差,中国处于中游水平。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经营规模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对地位,并进一步探讨了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之后,美国对华投资仍显著低于模型的预测水平,但在制造业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却高于正常水平。美国对华的投资障碍主要在服务业。禀赋水平和产业结构因素不仅是形成美国对华投资过低的主要原因,还能解释为什么近期美国对华投资相对规模不断下降。此外,虽然整体而言水平型投资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但在制造业内垂直型投资的特征更强。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中亚五国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之一。通过从存量和流量两角度论述中国对中亚五国OFDI状况和特点,使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2003—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测算了投资效率。研究表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投资效率在不断提高。其中经济规模、双边贸易和各国的经济环境对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出于寻求资源、开拓市场和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中国企业对中亚国家整体欠佳的制度环境有较强的容忍度。为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应加强推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构建完善投资环境,实现双方企业的共同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故事”

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成为东道国政府与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尤其是外汇储备投资回报低下。中国企业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逐步从获取战略资产到提高生产效率再到占领当地市场。文章建议,一是考虑尽快取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二是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宜审慎并有选择性;三是应更多地鼓励能够帮助国内产业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四是政府功能要从管制转向提供服务与保护。     

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融合发展态势。文章从理论上构建了要素禀赋差异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为例实证研究了要素禀赋差异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要素数量增加时,企业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出口,而低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时,企业将选择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加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中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倾向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但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强。     

走出去 要走好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的今天，企业都很盼望提前了解走出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包括跨国金融、税收、法律、安全、文化等问题。大家都知道，实施“走出去”战略，或者说推动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的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举措，是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和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7年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可以说，近年来中央是非常重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的。     

印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独立后,印度对外经济联系主要限于从事国际商品交换、引进外国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等。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企业开始跨越国界、投资海外。1956年印度比拉财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立纺织厂。这是印度最早的海外投资。60年代末,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摸索阶段,发展缓慢。海外投产的只有8个制造企业、一个服务行业,印度总投资4000万卢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与展望

论文首先探讨了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经贸背景和规模变化,然后分析其行业犒、战略管理和技术特点等方面的问题。最后就此进行了简要的展望和对策研究。     

Bilater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Japanese and U.S. Trade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Patterns

We apply a modified "gravity model" incorporating measures of factor endowments to analyze Japanese and U.S. bilateral trade flow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positions with a sample of around 100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85–1990. Country features that our analysis takes into account are population, income, the land–labor ratio, the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region. We find that features of a country associated with more trade with either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e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mor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FI) from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U.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provide an important exception. Despite U.S. concern about its trade deficit with Japan, we find Japan to be much more open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as a source of imports, but also as a destination for U.S. exports than most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Taking other factors into account, however, Western Europe is more open to U.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We also find that a country′s level of education tends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U.S. interaction of all types with that country, even after correcting for per capita income. Education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Japanese trade patterns. As factor endowment theory would predict, the United States tends to trade more with densely populated countries, while Japan tends to import more from sparsely populated countries. Even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population, income, factor endowments, and region,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egree of "bilateralism" in Japanese and U.S.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n that the residual correlation among exports, imports, and outwar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s much larger than would be the case if these magnitudes were independent across countries. J. Japan. Int. Econ. December 1994, 8(4), pp. 478–510.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ssachusetts 02215; an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FDI、生产非一体化与美中贸易逆差

美中贸易逆差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现以来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视角有汇率论、转口贸易论、美国因素论,以及新近出现的国民贸易统计论等。本文从制造业FDI的投资程度及加工贸易视角出发,就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并运用VDI生产非一体化指标和VST垂直专业化贸易指标对美中贸易逆差分别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及其所主导的加工贸易是两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生产非一体化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关中贸易逆差具有单向促进作用。如果不改变关中两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两国贸易逆差很可能继续维持甚至逆差幅度会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给出了相关结论并指出了后续研究方向。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