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OFDI与出口产品技术提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

文章将OFDI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从理论和机制上进行分析,认为OFDI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投资动机和所在行业因素上具有差异性,并运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除了非经营类OFDI以外,贸易销售类OFDI、研发加工类OFDI、多样化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研发加工类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最大;而轻纺制造业企业选择贸易销售型OFDI、资源加工企业选择研发加工型OFDI、机械电子类企业从事多样化OFDI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还分析企业技术提升持续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文章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进一步研究利益驱动因素的时空变化,我们发现:（1）从时间演变看,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显著减弱,而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动机微弱加强;（2）从空间分布看,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中国OFDI在地理距离上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空间替换时间策略;（3）从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争夺市场和避税两大动因倾向于选择制度水平高、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突破了制度缺陷和文化差异的限制。     

制度距离对OFDI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

获取技术溢出提升创新能力是企业OFDI的重要动因,文章结合制度观和组织学习理论,选取中国328家上市OFDI企业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制度距离、组织学习对"走出去"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距离能够显著提升OFDI企业创新水平,即两者之间存在"正式制度距离悖论";(2)非正式制度阻碍海外子公司向国内母公司转移技术、知识,抑制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而探索式学习能够有效地正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应鼓励和引导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高度重视制度距离的优越性及局限性;优化组织学习以获取新知识和技术,进而提升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异质性与中国企业OFDI自我选择效应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新—新贸易理论提出后,生产率被认为是决定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最为重要的因素。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中国企业OFDI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然后根据中国国情,对HMY模型进行扩展,分析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行为的其他异质性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OFDI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存在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对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性质与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利润并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主要驱动力。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rogram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s of Russia

The article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rograms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use of the program approach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gets at all levels. The problem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program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the Baikal Reg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ctic Zo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p to 2020” have been considered.     

Possibilities of rapid renewal of active part of fixed assets of branches of industry

The current state of reproduction of the active part of industrial fixed assets is considered, capabilities of increasing the outpu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engineering products are studied, constraints for such an increase are defined, and approaches to rapid renewal of the active part of fixed assets of branches of industry without increasing the volume of imported equipment purchases are suggested.     

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为了给中国入世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我们应该深入研究TRIPS协定的有关规定，使我国尽快地建立起与WTO全面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票据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票据诈骗罪构成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又妨碍了金融票据的正常流通和使用，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以作废、无效票据等非法票据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关于本罪客观方面主要论述了五种行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的；签发空头支票或与其预留印签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该罪的成立对犯罪主体没有特别要求，后于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分析了行为人直接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中国企业网络经济的发展模式

网络经济的实质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 ,网上交易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经济活动成本 ,还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国企业发展网络经济 ,就必须在交易模式、分工制度、组织制度、流通制度、金融服务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 ,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经济新模式     

后现代背景下法律的科学性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法理学，无论是主流的权利与原则法学，法律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种族批判法学和法律和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可以说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的基本的特征，后现代法律理论的基本视角与后现代思潮关于理性得态度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质疑法律的合法性根据，进而使其非中心化，非普遍化，非确定化和相对化。     

数字地籍测量精度的讨论及控制方法

<正> 数字测量将图纸精度转变为数字精度,这的确是一次质的飞跃,采集来的数据精度在后处理上不会产生任何损失,这样测量的精度控制只能在仪器的选择及外业作业水平上下工夫。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研究介绍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十分复杂，以往的献普遍地将盈余管理视为机会主义行为，近期的研究发现了盈余管理的其他一些动机，比较典型的有降低的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即使不存在委托一代理问题，仍然可能存在基于其他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这意味着，这些非机会主义动机会加剧上高龄的盈余管理。     

中国孝文化的现代思考

悠悠华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孝道是被人们推崇与奉行的事亲奉上的传统美德。孝文化是千年来的立国精神,是健全家庭组织的基本要素,更是完善人格的奠基石。在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的中国,我们重视孝道,唤醒世人之本性,对家庭幸福、社会安宁和谐,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股市长记忆性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收益率的长记忆特征对于系统非线性结构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上海和深圳的日收益序列,采用非线性R／S方法来检验收益序列的长记忆特征,并用ARFIMA模型对收益率序列的长记忆性做了进一步判断,根据分段分析的结果,得出中国股市渐进趋于有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