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

文章主要探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外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东道国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从出口转换为直接投资的时间越长。基于此,文章用中国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第一,在目的国出口经验越长,企业在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企业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第三,在制度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此外,进口经验也提升了企业在进口国直接投资的概率。第四,将加工贸易作为"安慰剂"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作为"拟自然实验"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出口经验的影响机制确实存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降低了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缩短了企业直接投资之前的出口时间。     

自由贸易区协定与长三角地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区位选择——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03-2012年长三角地区企业对149个国家(地区)海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视角考察了长三角地区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项目选址的决定因素问题。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订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长三角地区企业倾向于选择能源和科技资源丰裕的国家(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来摆脱资源约束的负面影响。为此,我国应该加快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的步伐,与美欧等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此外,长三角地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选址也受到东道国(地区)的地理位置、市场潜力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地区间制度距离是否会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影响?:基于2003～2015年“地区对”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改进后的股权投资引力模型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46个地区的两两"地区对"数据,检验了三类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地区间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主要产生负影响,但仅有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而认知距离的影响不稳健;第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负影响显著大于管制距离的负影响。因此中国在未来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中应重视制度距离的作用,短期应与自身规范距离和管制距离差异较小的国家发展股权投资,长期则逐步缩小与美欧等国在规范与管制维度上的制度差异,稳定外来股权投资。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

文化距离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入模式涉及最多的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OFDI的绩效与成败。本文采用最具代表性的KSI指数测度文化距离,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上市公司年报3个渠道获取了2004年以来中国82家大型企业267次OFDI的相关数据。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这些企业OFDI的多样化模式、所有权结构和嵌入型平行模式进行了分位数描述性统计、Logit和Mlogit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OFDI多样化和平行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并购进入模式;文化距离对OFDI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距离通过母公司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显著的间接传导作用,而通过东道国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不显著,且远远不及文化距离、母公司因素、产业因素对OFDI进入模式产生的直接影响。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母国制度环境正逐渐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论文运用2003~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仍有待改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绩效研究——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新兴经济体中国为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系统地评估2006~2010年中国企业OFDI对其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异质性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OFDI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生产效率,且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异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距离对母国投资企业绩效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为客观评估新兴经济体OFDI的成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对异质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提升OFDI微观绩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

文章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分类型进行了测算,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并结合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探讨了分工地位如何影响这一贡献。研究发现,OFDI显著扩大了国内制造业就业规模,并且这一贡献作用主要来自于垂直型OFDI。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总体OFDI对国内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垂直型OFDI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水平型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中等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只有水平型OFDI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时发现,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抑制了OFDI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相比较,高技术行业分工地位的上升则提高了OFDI对国内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