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际服务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传导机制,本文在考察二十多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物质资本(K<,s>)、人力资本(Hs)和技术进步(As)这三个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来检验服务贸易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及技术进步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和程度,以此探索我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素和路径.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与中国ICT产品内贸易的影响效应

东亚ICT产业生产网络的构建与产品内贸易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从“雁行模式”奠定良好基础、客观因素的促进、政策层面的转变、电子信息产品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推动五个方面阐述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原因,分析东亚ICT产品内贸易影响因素为规模经济、要素差异、地理距离、资本技术差异、外商投资差额、国家平均关税水平等,并从技术效应、就业效应、产业转移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方面对中国ICT产品内贸易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以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为研究样本,利用2003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饿罗斯及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除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也都具有进口促进效应;中国对饿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在要素禀赋、中国对其投资行业结构、投资方式以及东道国自身投资自由度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对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经济开放下,进出口贸易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增长,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度、要素禀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并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拉大的显著原因.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不同要素禀赋对基尼系数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贸易结构决定因素的分解：理论与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分解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对贸易结构贡献度的理论框架,并运用30个经济体24个产业1995～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各国出口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贡献度最高,绝对技术差异次之,相对技术差异最小。要素禀赋、相对和绝对技术差异并非总是出口的促进因素。全球贸易结构主要由要素禀赋决定,其次是绝对技术差异,而相对技术差异的贡献度很小,这三个因素的贡献度总共占70％左右。中国的出口结构和贸易结构主要由要素禀赋决定,但在2003—2007年,要素禀赋对中国出口结构的贡献度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而绝对技术差异一直是阻碍出口的因素。     

全球价值链下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贸易收益——基于增加值视角

基于增加值的视角,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出口产品可划分为比较收益优势产品及比较收益劣势产品。通过构造衡量出口产品结构的EO指数,可以对出口产品结构的横向与纵向进行比较。在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发现出口产品结构、国际分工地位对贸易收益水平的正向影响显著,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有利于改善贸易收益水平。出口产品的国际分工参与度对贸易收益水平负向影响显著,国内生产配套率尤其是比较收益劣势产品的国内生产配套率提升有利于改善贸易收益水平。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基于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1994—2010年间出口贸易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发现出口贸易部门对非贸易部门技术外溢的正外部性影响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但中国各出口贸易结构部门以及整体出口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依然较低,并由此提出通过实施贸易商品结构战略化、贸易方式结构一般化、贸易主体结构民营化以及贸易区域结构多元化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1995～2008年HS92商品分类面板数据

本文运用内生化处理方法及倍差法分行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倾向于同那些要素禀赋类似且支出结构互补的国家组建自贸区协定,并且,自贸区协定的签订促进了成员国产业间贸易的发展.这些结果预示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对成员国经济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一体化组织的深入发展将面...     

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构与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SEA),采用WWZ方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欧双边制造业与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结构,并对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通过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地位。不过目前中国制造业GVC地位依旧落后于欧盟,但是差距在缩小。从服务业来看,中欧中间服务融合程度较高。中国进口中间服务的目的更多为下一个阶段出口,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而欧盟服务进口更多为自身消费,进一步再出口的比例在下降。总体来看,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但对服务业就业有负向作用;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和不同细分行业就业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     

浅析中日贸易的发展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20世纪以来,中日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商品结构日趋合理,中日贸易已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对产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中日两国的贸易产生较强的互补性,但是生产要素禀赋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技术和资本的匮乏与中日贸易收益不均衡导致了较强烈的贸易摩擦。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国差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出口产品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增加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交互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地理距离越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中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多元化水平越高;有形资本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禀赋;而OFDI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权衡出口多元化与OFDI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双边贸易要素结构分析——对HOV定理的再检验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的跨境流动赋予了贸易要素含量新的内涵。本文提出了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贸易要素含量测算框架,并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定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贸易的要素结构并不符合HOV定理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大于劳动净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和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出口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下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劳动要素结构体现出显著的互补性。优化要素结构,提升中高技术劳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日韩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中日韩1979—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传统回归、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显著促进碳排放，高碳排放区受贸易开放影响较大，低碳排放区受贸易开放影响较小；贸易开放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均为正，贸易开放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间接作用于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碳排放；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现阶段仍表现为促进作用。中日韩应当加强新能源领域合作，加快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绿色技术转化率，尽快实现产业转型，助推亚太地区实现“碳中和”。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贸易自由化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关系,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论文采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工业进口自由化导致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上升,该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程度上是重要的;贸易自由化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两条途径影响中国工业劳动的需求弹性,替代效应的作用明显强于产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工资和就业的直接影响不明显,其仍会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者产生较大的压力。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对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的概念及基本含义进行了说明,并分别构建了两个Ber-trand寡占竞争模型对前三种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通过理论推导及分析表明,反倾销措施具有负的贸易破坏效应、正的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然后利用2002～2007年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反倾销案例8位和10位税则号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考察了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过程中不同阶段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和大小。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措施不仅导致了指控国从中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量减少,以及从韩国、印度等竞争国同类产品的进口量增加,而且促使中国涉案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量增加。     

本地市场效应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变——基于模型结构突变的实证检验

文章使用1978~2011年中国和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用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展引力模型是否在1995年前后存在结构突变。结合进一步的分时期检验结果文章发现,1995年之后出口份额上升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大制成品行业,都发生了本地市场效应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关键转变;而在出口份额下降或者变化不大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资源型制成品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相对于要素禀赋优势的变动则显得无关紧要。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动解释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转变。文章还佐证了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性。扩大内需不仅有利于我国国内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扩大出口,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持续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