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阐述制度距离影响出口学习效应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库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正相关,而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制度距离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具有负效应,而制度距离对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影响;文化制度距离对非外资企业具有负效应,而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没有影响。     

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

文章在阐述制度距离影响出口学习效应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库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正相关,而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制度距离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具有负效应,而制度距离对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影响;文化制度距离对非外资企业具有负效应,而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没有影响。     

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小规模市场寻求、当地研发与逆比较优势——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4—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OFDI的样本，对近年来中国OFDI高速增长的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生产型OFDI倾向于分布在市场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国家；研发当地化理论可以解释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理论逻辑；中国OFDI分布特征遵循“逆比较优势”原则，作为国家新型比较优势的制度可作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解释因素。     

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国差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出口产品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增加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交互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地理距离越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中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多元化水平越高;有形资本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禀赋;而OFDI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权衡出口多元化与OFDI的关系。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文章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进一步研究利益驱动因素的时空变化,我们发现:（1）从时间演变看,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显著减弱,而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动机微弱加强;（2）从空间分布看,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中国OFDI在地理距离上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空间替换时间策略;（3）从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争夺市场和避税两大动因倾向于选择制度水平高、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突破了制度缺陷和文化差异的限制。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海外华人网络是否有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动因,国内关于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主要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等问题,研究层面主要停留在宏观视角;已有文献关于OFDI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投资流量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尚未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调节作用。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PSM方法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运用Huber-White稳健残差、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2)OFDI逆向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实证结果表明,OFDI企业应注重制度差异,提升学习能力;加强华侨华人交流,优化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为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制度距离对OFDI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

获取技术溢出提升创新能力是企业OFDI的重要动因,文章结合制度观和组织学习理论,选取中国328家上市OFDI企业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制度距离、组织学习对"走出去"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距离能够显著提升OFDI企业创新水平,即两者之间存在"正式制度距离悖论";(2)非正式制度阻碍海外子公司向国内母公司转移技术、知识,抑制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而探索式学习能够有效地正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应鼓励和引导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高度重视制度距离的优越性及局限性;优化组织学习以获取新知识和技术,进而提升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中国OFDI的Linder假说: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文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对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数据,从需求偏好和收入差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规律性。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文章采用了两阶段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并从二元边际的视角考察了收入差异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OFDI的集约边际还是广延边际看,中国OFDI都偏好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东道国,且投资规模也相对更大,这说明中国OFDI区位选择规律符合Linder假说。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服务贸易网络、信息传递与OFDI

文章立足于服务经济的非实体化特征,利用2007～2020年的OECD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网络效应;贸易网络中心度较高的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优势整合服务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降低信息壁垒克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服务质量提升及信息壁垒降低是服务贸易网络作用于OFDI的有效途径;区分贸易方向和投资模式发现,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通过进口实现,而不同投资模式的服务企业对当地市场信息的依赖度存在显著差别,因此,进口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显著大于出口网络,且服务贸易网络对绿地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跨国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效率及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有利于增强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边际作用效果。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贸易引致型vs.水平型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点分为贸易引致型与水平型,利用中国10 126个企业样本经验考察OFDI区位分布的决定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分别成为贸易引致型和水平型OFDI的阈值变量;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高层次的水平型OFDI;在区位分布上,贸易引致型OFDI倾向于亚洲,水平型OFDI倾向于非洲、拉美与大洋洲,而在欧美地区的差异不明显。实证发现:贸易引致的OFDI对区位市场的制度环境较敏感(青睐于低风险市场);在投资固定成本要求较高的区位,企业更倾向于放弃直接贸易型OFDI而转向间接的贸易服务型OFDI;国家战略(或资源)型的央企OFDI对风险(尤其制度风险)敏感性低于利益导向型的地方企业。本研究在政策上建议政府引导企业通过OFDI地理区位多元化规避风险,提升战略型央企OFDI的风险意识和利益导向。     

企业OFDI与出口产品技术提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

文章将OFDI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从理论和机制上进行分析,认为OFDI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投资动机和所在行业因素上具有差异性,并运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除了非经营类OFDI以外,贸易销售类OFDI、研发加工类OFDI、多样化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研发加工类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最大;而轻纺制造业企业选择贸易销售型OFDI、资源加工企业选择研发加工型OFDI、机械电子类企业从事多样化OFDI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还分析企业技术提升持续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