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债务风险与对策研究

地方债务已经成为我国财政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债务的现状,从内、外两方面选取衡量地方债务风险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层面和管理层面分析了我国地方债务风险的成因,最后从不同角度提出包括完善财政体制、创新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管理体系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分析

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2014年经济工作将着力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六项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政府债务问题的重视。如何有效的化解和防控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系列风险,已经成为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财政及经济理论的角度挖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以现代财政理论为指导,为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试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控制

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承担的,所有需要其在将来运用资产或其它经济资源偿还的义务。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地方政府债务是一种综合性的债务。它可能由多种因素诱发产生,或由其它形式的债务(例如金融债务)转化而来。其次,地方政府债务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某些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不直接表现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上,可能直到需要偿还时才会最终暴露出来。第三,作为最终需要地方财政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一般由地方财政实施控制。     

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知识管理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家族企业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提出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模型。影响知识代际转移的主要因素有家族关系、在任者和继任者特性、知识转移渠道和知识特性。研究发现,在任者和继任者特性对知识转移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的默会性和情景嵌入性对知识转移效果有显著负向影响,家族关系对知识转移效果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主要通过知识转移渠道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知识转移渠道在知识代际传承中起中介作用。     

后土地财政时代我国地方政府偿债问题研究

从地方本级财政缺口、土地出让金收益及地方债务投资项目效益分析等方面对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行了分析、梳理,指出由于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影响、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三方博弈中的弱势以及相关制度的滞后,导致地方政府缺乏主动偿债动机。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趋势极有可能是进一步向中央财政转移。因此,必须通过做大做强地方财政能力、弥补相关制度缺失等途径,来谨防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中央财政转移。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防范措施

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加重了各界对债务问题的担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规模风险、债务资金使用风险、偿债资金来源风险、抵押担保风险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剖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期贫困、代际转移与家庭津贴

长期贫困的重要特征是贫困经常从上一代转移到子女身上.儿童时期的贫困体验对个体未来的经济获得有着持久性影响.要阻止贫困代际转移,有效的工具是实行家庭津贴政策.发达国家不同家庭津贴的效率表明,普惠型优于补缺型,服务供给优于现金转移,服务的公共供给优于私人供给.因此,实行服务偏向、公共供给为主的普惠型家庭津贴政策是我国减少儿童贫困,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基于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的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政府资产是政府债务顺利偿还的基础,当政府资产低于其负债时,政府债务将面临一定风险,因此基于政府资产负债的视角,本文结合中国实际首先编制了一个简化的政府"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然后,分析了1998—2008年我国政府仅考虑直接债务时的政府债务风险,并且对2009—2010年的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06年因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使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较小且比较稳定,但因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在此期间前后的两次金融危机中都比较大,金融危机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显著。研究还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具有明显效果,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具有相似性,即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内政府债务风险会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经历"大—小—大"的变化过程。最后,通过引入政府或有债务,分析了具有或有债务时的政府债务风险。本文认为,只要我国政府的或有债务规模不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则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较小。     

地方债务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

近年来爆发的世界多地政府债务危机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关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也造成了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现阶段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发行债券、融资平台等方式进行融资,不仅存在直接债务,还存在着许多或有债务,使得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影响了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因此,只有有效地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才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化解家庭高负债率风险

适当的负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过度负债则会使家庭负担加大,造成生活水平下降,威胁家庭资产安全,严重的甚至会威胁到银行资产的安全。     

居民负债增长、金融风险与高杠杆率下的负债结构调整

本文将居民负债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居民、企业、银行的杠杆率约束,深入探讨居民负债变化的根源,研究居民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债务刺激经济增长背后蕴藏的金融风险.研究发现:(1)现阶段中国居民负债适度增长能够促进需求增长,减小金融摩擦,有利于经济增长;(2)部分企业背负了过高的债务,长期来看,企业负债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直接推动企业去杠杆将在短期内带来较强的负面经济波动,为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应将适度提高居民负债以挤出企业负债作为负债结构调整的策略;(3)居民负债增长所带来的边际金融风险较小,适度提高居民负债能促进经济增长且不会使经济累积较多内生脆弱性.同时,为进一步减小居民负债增长带来的金融风险,应以提高居民信贷参与率为主要方法.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关联及风险防范

地方政府通过发债可弥补财政赤字,保障收支平衡,帮助经营性融资项目和资本性融资项目在短期内获取大量资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会不断累积.由于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效应.我国应推行差别化的地方债务政策,严格地方债务限额管理,依托资金调拨弱化省域间债务风险传染,加强关联省份债务信息披露,以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我国国债的内债风险及防范

自 1 998年实施以国债政策为主体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 ,我国的国债规模进入了历史性的增长阶段。本文从内债规模的指标入手 ,分析我国目前内债风险 ,并就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行探讨     

通货膨胀对武广高铁客流的影响

武广高铁作为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伴随着客流的增长已经多次调整了列车运行图。但是,期间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人们对接下来一年的预期通货膨胀也在加重。武广高铁是否会出现列车虚糜,高铁客流是否会因通胀下降,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之一。本研究首先分析了通体货膨胀引起的财富和社会福利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重新分配的问题,接下来由此展开,从预期通胀、票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权限、服务的目标客户群、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国家宏观调控等多角度展开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武广高铁的客流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代际货币转移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

采用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研究了净货币转移对中国农村老年人门诊服务利用数量的作用。采用多级分层的方法调查老年人(1050例),研究可利用资源和所需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利用泊松回归对主效应和交互效应进行研究。净货币转移与门诊服务利用数量并不相关,但净货币转移与自评健康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确存在。自评健康状况差或一般的老年人,以及获得较多净货币转移的老年人,使用门诊服务更为频繁。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主要与健康需求有关。建议提供与支付能力相当的医疗保险,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公共援助。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Human Capital and Optimal Education Policy

We study the design of education policies (subsidies and public education) when parents'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s motivated by warm‐glow altruism and determine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child has a high ability. The optimal subsidy is not necessarily positive. It is determined by two conflicting terms: a Pigouvian term (warm‐glow altruists do not properly account for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future generations) and a “paternalistic” effect (the warm‐glow term may not be fully included in social welfare). Finally, total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expenditure (for one of the types) by public education may be desirable.     

Tuition Fe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an increase in higher education tui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parental decision about the investment 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to illustrate the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rowing constraint. We consider the Chinese college tuition and subsidy reform around 1986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or identifying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reform o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by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ensus of 2000 and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education burden induced by the reform of college tuition has reduced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and it is more noticeable in regions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increment in the tuition fee. Our results are robust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co-residence bias,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武广高铁对湖南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武广高铁的开通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极大地提高了沿线城市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以武广高铁湖南境内段为例,选取武广湖南沿线五个节点城市,运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以及经济潜能三种评价方法定量分析武广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得出武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同时,可能会使得非沿线城市出现经济相对负增长的结论,并对武广高铁影响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