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枢纽性与企业创新 ——来自同群效应视角的阐释

本文利用2008—2018年的地市级高铁站点数据匹配上市公司研发数据,从地理同群效应的视角,研究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抑制效应为主,且存在一定的效应动态性.第二,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高铁枢纽性增强了创新的地理同群效应,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第三,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更易受到高铁完善与同群效应导致的竞争压力减小的抑制效应的影响.第四,高铁枢纽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在中部地区、非省会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负向效应更显著,而在高创新城市则以促进作用为主.     

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加速人才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高铁通车显著提升了沿线企业的专利质量,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十分稳健.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是通过知识扩散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合作创新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的专利质量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位于区域中心城市企业的专利质量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外围城市企业的影响则取决于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相较于中低技术产业,高铁通车对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研究:理论与实证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集聚效应是它们的共同基础。通过理论与实现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产业集聚通过要素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市化成本降低、城市竞争力提升等途径促进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通过要素禀赋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环境营造、社会需求扩张等途径影响产业集聚。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高速铁路经济效应研究进展与前瞻

高铁经济效应是指高速铁路开通后,在高铁沿线站点以及相关面域内,各种要素实现优化配置和集聚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效应.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从空间尺度、内外部经济、相关模型和影响因子四个方面对高铁经济效应进行阐述.同时,结合当前中国高铁的经济研究,从高铁经济效应的概念界定、多元视角、动力机制以及动态调整几方面进行了前瞻.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市辖区及县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6—2016年中国高速铁路开通数据,以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市辖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加剧了产业结构不合理,推动了县级市的第二产业比重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这种影响并非从建设期开始;通过进一步研究,本文发现开通高铁的市辖区通过减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引致产业结构高级化,市辖区位于城市集群中增强了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影响效果,而县级市位于城市集群中则推动了开通高铁的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     

市场开放、地方财税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键与核心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业结构优化形成方面。本文系统分析了市场开放与地方财税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03—2014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开放显著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但国际市场开放和国内市场开放作用力的大小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国内市场开放的作用力更大,中部与西部地区则相反。地方财税竞争一方面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另一方面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进一步考察发现,地方财税竞争会削弱市场开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的效力。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拉弗效应”,结构性减税只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就能在增加财税收入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其中的经济建设性支出会扭曲资源配置,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所得税相比商品税更趋于优化产业结构。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市场开放、矫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实施财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分权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经济分权和环境规制地区差异,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发现:(1)当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当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以模仿策略为主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了正向溢出,对邻近地区的累积溢出效应是对本地效应的将近4倍.(3)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东部地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竞争并不利于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间更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策略,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模仿策略.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高铁开通能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吗？——基于288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8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构建了2014—2020年我国288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并匹配2013—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开通高铁数据,运用倍差法进行计量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有效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营商软环境、营商硬环境,这一结论在进行选取最近港口距离与省份层面开通高铁数量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调节作用机制显示,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了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的正向关系,而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高铁开通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推动了营商环境优化动因及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赋能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其建设也需要由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机理,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2003—2018年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显著单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偏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单向影响,影响程度也较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从提高产业发展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作用、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范围、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创新驱动下城市产业生态转型升级研究——基于城市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的产业增长方式将经历从资源和资本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过程。以创新为驱动力，延长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已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2-2017年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城市产业转型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驱动能显著提升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并且城市的创新驱动水平对周边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群的出现能有效加强城市创新驱动对周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替换指标、邻接关系矩阵替换、分组检验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区际产业转移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短期内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区域的结果说明,区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暂不显著,区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都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未产生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关于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产业结构多样化与专业化之争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长期热门话题,区域经济韧性概念为区域发展产业结构多样化抑或是专业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视角。近年来,经济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等外部冲击后,长期处于下行态势。基于2009-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产业多样化与产业专业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多样化对本市经济韧性起到提升作用,但会降低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产业结构专业化对本市和邻近城市经济韧性起到提升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竞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     

城市产业支撑的发展与培育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产业支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首先对城市产业支撑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贵州省88个县区市的产业支撑现状进行剖析,发现建强县大部分依托第二产业、小部分依托第三产业,大多数非建强县缺乏产业支撑。结合贵州省城市人口的发展规划,提出了贵州省经济强县和非经济强县产业支撑的发展思路。最后,提出了严把环境关,正确选择和培育支柱产业;加快高速路网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全面加强县区市竞争力评价,强化城市对标管理;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动城市产业带形成;加强地区间合作,实现产业集群跨区域的分工与协调;加快城市群的建立,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关注省际边界县,探索产业发展新途径等贵州省发展城市产业支撑的对策和措施。     

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反之,产业结构变迁又会通过微观效应推动创新主体创新。基于1998-2018年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R&D人员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溢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D资本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R&D人员及R&D资本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抑制了其它地区的R&D资本流动。     

外部性视角下空铁枢纽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研究

全国多个城市将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枢纽连接后进行产业布局,发挥空铁枢纽对城市经济外部性的作用。空铁枢纽是机场与高铁站联通而形成的综合交通枢纽,提升了交通出行效率,交通运输价值显著。空铁枢纽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过程中外部性显著,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产业集聚持续增强,促进人口集中、知识经济产业集聚、城市经济增长加速繁荣。基于上海虹桥案例研究发现,空铁枢纽在机场和高铁各自产业圈层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半径3.5千米的时空经济范围,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与虹桥商务区形成联动,进而形成产城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政府应积极进行产业布局和政策支持,合理定位城市能级,重视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带动作用,促进空铁枢纽外部性的内部化成功。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