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事没收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

美国民事没收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都非常广泛。在美国,可适用民事没收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诈骗犯罪、贿赂犯罪、贪污犯罪、盗窃犯罪、谋杀犯罪、绑架犯罪、非法赌博犯罪、纵火犯罪、抢劫犯罪、敲诈勒索犯罪、淫秽犯罪等一系列犯罪行为,覆盖了联邦的、各州的、外国的各种罪名,总数多达250多种。而美国民事没收的适用对象,则根据罪名的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来说,可以予以民事没收的有犯罪收益、犯罪工具、为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以及与犯罪有关的所有财产。     

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无辜所有者抗辩

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无辜所有者抗辩有两种,一种是事先无辜所有者抗辩,是指在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发生时即对该拟被没收财产享有权益的权利请求人,提出的其对导致没收的犯罪行为一无所知或者虽然知道但已采取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所有合理的措施来终止其财产被用作犯罪的抗辩;一种是事后无辜所有者抗辩,是指在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才对拟被没收财产享有权益的权利请求人,提出的自己是支付了对价的善意购买人或出卖人,并且其在购买或出卖产品或提供或接受服务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财产是可能会被没收的财产。     

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权利请求人的诉讼资格

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权利请求人的诉讼资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定诉讼资格（statutory standing）,一种是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Article Ⅲ standing）。法定诉讼资格是关于权利请求人在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时必须满足的某些程序方面的法定要求。重点论述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即在民事没收诉讼中能够表明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某种权益的权利请求人,包括对被诉财产享有占有权权益的权利请求人和对被诉财产享有所有权权益的权利请求人。     

试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学术界对该标准的确定持有不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采用的是“内心确信”的标准；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证明的标准；在我国国内也存在“客观真实说”与“事实真实说”的强烈争论。笔者通过分析各种学说，并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认为应将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证明的标准。     

借贷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不统一的问题引起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与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相比,合同纠纷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不大。但是对同一案件或同一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合议庭每个成员或一审和二审或各个法院的判决持己见已经屡见不鲜。尤其是看似简单的借贷合同等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意见很难统一。运用具体诉讼具体分析、参考国外先进诉讼制度的方法探究与论证：合同案件中,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不是考虑分配给原告还是被告,而是以诉讼请求为单位,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分配的。通过验证：以上证明责任分配基准通用于各类合同案件。     

美国民事没收面临的违反正当程序的抗辩

美国民事没收面临的违反正当程序的抗辩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被没收财产所有人是无辜所有者;第二,拟没收财产被扣押前,联邦政府没有事先告知和举行听证;第三,拟没收财产被扣押后没收前,联邦政府没有告知,并且没有及时地向法院提出民事没收诉讼。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是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院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作为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意味着对于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的一种保障和补救.考虑到平衡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功能,其证明责任的分配同其他诉讼间存在.本文从分析行政诉讼双方证明责任的承担入手,旨在研究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论刑事证明责任承担

本文着重在于介绍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由谁来承担的问题，通过分析实际的案例，对现实中存在的对证明责任承担模糊、错误的认识予以澄清，以期达到在实践中能正确适用的目的。     

美国民事没收是否应受禁止双重危险条款的限制

美国民事没收不受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禁止双重危险条款的限制，因为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是针对财产本身提起的诉讼，而不是针对财产所有人提起的诉讼，对物实施的民事没收既不是针对财产所有人的犯罪行为的第二次起诉，也不是针对财产所有人的犯罪行为的第二次刑事惩罚，因此民事没收行为不受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禁止双重危险条款的约束。     

非法口供排除的证明问题

我国对于非法口供排除的证明问题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甚至缺失,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泛滥,使得我国刑事错案层出不穷.为了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遏制刑讯逼供,我国应当加紧对于非法口供排除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立法,以明确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适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是最重要的诉讼活动。传统的刑事诉讼认识论,以客观真实为标准,对此提出挑战的是法律真实观。从客观真实角度出发,刑事诉讼分为实体证明和程序证明双重标准,从法律真实角度出发,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证明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两种诉讼真实观并不矛盾,我国应以两种真实观为基础,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美国民事没收是否应受到宪法过度惩罚条款的限制

美国民事没收应受到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的过度惩罚条款的限制,判断民事没收是否违反过度惩罚条款的标准是“总体不相适应”标准,但具体适用时,根据没收对象的不同略有不同。如果是对犯罪收益和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财产的没收,就不必考虑没收是否过度的问题;如果是对犯罪工具和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的没收,则需要将没收财产的价值与导致没收犯罪的严重性之间作比较,以便适用总体不相适应标准来判断没收的数额是否适当。     

中国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研究

中国的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问题来源于对持有型犯罪中“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或“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的立法功能理解。它们是追究持有型犯罪的关联犯罪的诉讼环节中出现的经验事实，被立法者规定为持有型犯罪成立所必须的、一种前提性的附加条件。在规范解释意义上，它们本质上是实体的。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论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

作为一种保证服务,审计服务提供积极保证的基础是源于其实施具体过程后获得的确信状态。处于何种确信状态,审计人员方可确定被审对象是公允表达的呢?这事实上是一个标准问题,本文认为这一标准就是“排除职业怀疑,”同时,这一标准的实现,还依赖一定的程序和具体规范。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探讨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涉及相关的诉讼理论和原则,同时,也与诉讼实践紧密相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文章探讨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检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问题再认识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曾授权"两高"分别开展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间,学术界与实务界对在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能否降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018年,试点成果写入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法条围绕试点时讨论的问题,作了应有的回应。文章结合试点成果与现行法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明标准能否降低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梳理与认识。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探析

近年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起问题案件,其中有些案件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已被证明为冤错案件,有些案件如聂树斌案尚在处理当中,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很多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设置问题.尽管笔者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冤错案件其实与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的关联性并不强,但是由于证明标准对于刑事司法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审判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理论确有研究之必要.     

浅析公证的证明效力

公证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证证明的效力是公证效力的内容之一,首先从比较的角度介绍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方面的规定,之后结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对中国公证的证明效力进行分析,认为较之于证据效力而言,证明效力这一称谓更加合适,中国公证的证明效力具有法定性、相对性、优先性及普遍性等特征,并且基于诉讼目的资源等原因的考虑,在民事诉讼中无须对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进行质证。     

关于涉税证明工作的思考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依法治税的不断深入,税务机关对外出具的涉税证明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从事涉税证明的开具与管理工作的这些年里,基层税务局积累了大量经验;而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税务部门也应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涉税证明工作的改进方向。本文以房山地税局涉税证明开具和管理工作的现状为例,探讨了涉税证明开具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改进涉税证明开具与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初探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系列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激增。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语境下,受侵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却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和维护,仅仅依靠个体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很难达到理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践中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公益诉讼又面临缺乏直接法律依据的尴尬。因此,鉴于我国目前公益诉讼的现状,有必要重构一种符合我国社会情况的公益诉讼制度。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当前民事公益诉讼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出了几点不成熟的设想,以期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