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库的测算

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探讨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相对贫困集中于农村、西部和北方地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划分样本后,相对贫困规模变小,贫困家庭分布更加合理,且东部和南方样本的相对贫困率较高。因此,建议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城乡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将总的相对贫困人口维持在我国总人口的15%—20%,并引入“贫困差距”等指标衡量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与测量

准确把握我国相对贫困现状需要在弱相对贫困线的基础上度量相对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趋势。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9年四轮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弱相对贫困线上限的变化趋势慢于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基于传统收入比例法得到的相对贫困线会高估相对贫困发生率。数据分析也表明,无论分城乡还是分区域,相对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农村和东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高于城市和西部地区。样本期间,相对贫困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上升,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从高水平分散向低水平集中转变的特征。因此,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能力贫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析

相对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是一个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概念。该文从能力贫困的视角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不仅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且还在于农民缺乏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能力贫困,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转型时期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测量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增加收入维度,组成4个维度共11项指标,并以中国1989²009年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了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农村多维贫困为中国贫困的主要致因,所占比重约为城市贫困的5.67倍;城乡贫困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减贫效果优于城市;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和湖北5省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而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的却是湖南,其次为湖北;指标非等权重下,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收入4项指标对总体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确定为重点扶贫方向。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转型时期我国多维度贫困测算及其分解

采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进行测算,并进行夏普里分解的测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收入贫困下降最多,健康贫困下降最少。另外,在整体义务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部分人口教育年限却在下降,说明教育发展很不均衡。运用多维度方法测算贫困,便于人们识别贫困人口在不同维度上遭受的痛苦,并为政策制订者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和组合式反贫困政策提供依据,提高反贫困政策的瞄准效率。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研究

本文通过CHNS数据分析,父辈的贫困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教育等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使得子辈很难真正脱离贫困群体.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实现,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是在农村贫困地区,脱离贫困的贫困家庭子女的收入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阶层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人际关系的怪圈促进底层贫困人口向上层社会流动,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个人能力,才能真正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陕西省农村贫困发生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陕西省农村贫困相对于全国而言具有贫困发生率偏高 ;贫困县、贫困人口比重居高不下 ;贫困深度与收入差异性较高 ,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 ;农业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减弱 ,返贫率持续高攀等特点。本文认为导致陕西省农村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有 :自然条件恶劣 ,生存环境差 ;受教育程度低 ,人力资本贫乏 ;生产方式落后 ,收入来源单一 ;市场发育滞后 ,生产交易成本昂贵 ;城乡发展脱节 ,政策投入负面效应明显等。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

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扣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     

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att(1998)提出的基于洛伦兹曲线的贫困度量方法,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81-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宏观加总分组数据,并且采用夏普利(Shaley)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对贫困变化的作用,考虑了不同的贫困度量指标、贫困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收入增速的提高和不平等的上升放缓,我国的减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中国城镇贫困的福利经济学思考

文章概述了我国城镇贫困的特征,同时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界定城镇贫困和分析其成因,认为城镇贫困是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不够健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贫困的若干对策.     

我国农村贫困区域及农村人口转移问题研究

从居民个体与区域政府角度分析了"农村贫困区域"问题的表现特征,并认为区域政府在为城乡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缺乏是"农村贫困区域"的重要特征.从克服地理障碍的发展成本、距离成本、市场条件、发展机会及交换权利短缺,体制与制度力量空间潜力狭小,人口迁移存在障碍等方而分析了"农村贫困区域"形成的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并认为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转移才是解决农村贫困区域问题的根本.     

从贫困角度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贫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断加剧的绝对贫困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根本动因；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外出打工导致的相对贫困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给予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涉及制度的偏差成为当前加剧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外生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