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再分配--基于个体再分配偏好的实验研究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公平和再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个体再分配偏好视角展开。现有的实验结论表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是利他动机、自利动机以及风险保障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的税收成本、效率、表决机制、收入决定机制以及个体的信念、性别等因素都会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实验研究方法有助于充分了解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因素,能够为宏观层面再分配制度的设计提供微观依据。     

开放与再分配——补偿假说之因果机制初探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命题——补偿假说,可以被分解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全球化进程以何种渠道激发了补偿需求?其次,补偿需求又是凭借怎样的机制促成了再分配政策?本文的分析表明:波动性假定并未被证伪;波动性也并非全球化引致补偿需求的唯一渠道。至于补偿需求能否转化为再分配政策,不仅取决于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政党竞争状况以及选举压力等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更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当开放确实引致某种属性的补偿需求时,各国将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做出回应,从而形成"开放—补偿"的3种可能组合形式,即:内嵌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护主义。     

个人利益,分配公平与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较高这一现状出发,致力于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根据Roemer的理论,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反映居民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数据和有序选择模型进行实证,我们发现: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越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才智"、"社会关系"、"认识有权的人"或"命运"对事业成功重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高,而越认为"努力工作"和"政治表现"对事业成功重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低。本文还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总之,保障社会机会均等、维护分配公平对于降低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体制转轨中的大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我们面临着实现经济增长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双重任务.本文就我国再分配的背景、重点以及政府作用三个问题谈谈看法.     

慎用0.4国际标准——再论我国收入分配"警戒线"

利用0．4的国际标准，对于乐观派数据，评判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相对还处于合理范围内（2003年为0．401）；对于悲观派数据，评判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已经超出合理界限（1999年为0．409），同是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由于测算的基尼系数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天壤之别。我们对收入分配“警戒线”量的相对性与质的绝对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反映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数据不同，但依据各自的评判标准（“警戒线”），都得出我国收入分配在世纪之初（2002年）突破了合理界限。0．4的国际标准对于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偏好、技术与环境质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偏好与技术的角度出发,构造包含污染消减技术和一般技术进步的静态模型,探讨各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成条件,并应用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污染路径的曲线形态取决于偏好的选择和污染函数的特征;我国EKC的拟合路径呈现多种形态,但其实际形状有着一定的规律;环境投资不仅决定EKC的形状特征,而且影响污染消减技术的环境效应;技术进步有效地抑制污染的排放量和增长速度,是EKC出现拐点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政府采购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地位与分析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或所属的公共部门，为了履行职能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依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在财政的监督下，从市场上购买所需商品或服务的一种经常性活动，政府采购制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政府采购制度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宏观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日益成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强化财政约束，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利率水平、股票指数与资本的国际流动——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以利率作为影响资本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为假定前提的,但这一假定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很多情况下成为影响资本国际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走势又往往是与利率反方向变动的。本文据此论证了负斜率的BP曲线,从而拓展和丰富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形态。然后以两组共计28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     

比较优势、贸易结构与资本积累：对Mazumdar假说适用性的检验及其扩展

Mazumdar（1996）的研究认为：当一国为资本品净进口国和消费品净出口国时,资本品的进口将导致资本品价格的下降进而引致折旧率的下降,结合Solow增长模型,折旧率的下降将促使一国投资率的上升并引致资本积累。本文运用中国数据对这一假说检验后认为：该理论只适用于小国贸易模式,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比较优势决定下的贸易结构完全符合Mazumdar条件,但资本品进口和消费品出口并没有对中国资本积累起到促进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贸易结构往往提高了资本品一消费品的相对甚至绝对价格,并最终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使得贸易收益并不明显。本文围绕这些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层次的论证。     

Gen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Case for Progressive Income Tax

Abstract

The effect of ability inherita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s analyzed with an emphsis on the role of progressive income tax. Epstein–Zin style utility function is used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risk aver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higher genetic inheritability leads to lower per capita income, higher income variance and lower aggregate welfare at the steady state. This tendency is intensified when the elasticity of a child's income to parent'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is higher. In this setup, it is shown that progressive income tax can be a welfare-enhancing tool by increasing social mobility. The optimal progressive income tax rate is obtained in the benchmark model and its positive effect is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Veil of ignorance”, a concept proposed by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Income Uncertainty and Optimal Redistribution

Implications of income uncertainty for socially efficient redistribution are examined. Counter-intuitively, a policymaker may respond optimally to a negative utility shock in the economy by redistributing income away from those who suffered the shock. In particular, it may be welfare enhancing to redistribute income away from risk-averse taxpayers who suffer an increase in the variance of their earnings. The direction of redistribution following an increase in uncertainty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absolute risk aversion declines with consumption. A condition is provided for when an efficient policy redistributes away from those facing the greatest uncertainty.     

再分配领域的政府干预与“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别,这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相符的.     

不同视角下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再分配——基于年度收入和终生收入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发现总体上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差距，降低了相对贫困率，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但社会保障对劳动年龄人群和老年人群的收入再分配作用非常不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主要不是通过收入阶层间的再分配，而是通过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实现的。高收入人群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出去的收入很少，中国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累进性很低。另外，与1995年相比，2002年时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下降，相对贫困率有所上升。我们还发现从劳动年龄人群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看，以终生收入为基础估计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收入再分配效应大干以年度收入为基础估计的当期再分配效应，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实行改革后的养老保险方案对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非常大。     

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以铁路提速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升级，是否会影响收入分配?通过将始于1997年的铁路提速事件视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的准自然实验，文章基于要素流动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铁路提速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铁路提速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表明，铁路提速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大约5%-7%。铁路提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来自于促进了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和技术流动，从而证实了要素流动机制。从城乡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铁路提速显著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效应表明，铁路提速初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缩小作用递减；在2003年之后，铁路提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一过程中，2003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主要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从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03年之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一动态效应的背后主要是由要素流动机制所致。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文章结论依然十分稳健。文章结论为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打破地区分割促进要素流动、提升农村地区要素集聚能力等政策提供了直接证据。     

Forced Saving,Redistribution, and Nonlinear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sign of nonlinear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when individuals differ in productivity and in their degree of myopia. Myopic individuals may not save “enough” for their retirement. The welfare function is paternalistic: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of the farsighted is used for both types. We show that the solu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forced savings for the myopics: Paternalistic considerations are mitigated by incentive effects. Nume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s the proportion of myopic individuals increases, there is less redistribution and more forced saving, and the desir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increases.     

居民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有效缓解--收入流动性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

本文从居民收入流动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指出,收入流动是指某个特定的收入组人员的收入在经过了一个时间序列变化后,其所拥有的收入份额或者所在的收入组别(以五等份分组来计)所发生的位置变化;收入流动性不仅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而且也可以减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本文对收入流动性理论内涵、测度标准以及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初步提出了收入流动性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     

中国贸易开放与代际间收入流动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1997～2015年间7次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构建了家庭层面的代际收入流动指标,从代际间收入流动视角考察地区贸易开放对代际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会促进代际间收入流动,推动子辈向高于父辈的收入等级攀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碍子辈向低于父辈的收入等级流动,缩小了代际间收入差距。贸易开放对代际间收入流动在城乡存在异质性,整体上贸易开放对城镇子辈代际间收入向上流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代际间收入流动的提升归功于贸易开放带来的职业变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结论对中国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代际机会平等以及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有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