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精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路径选择——基于四川实践探索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资产扶贫模式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资产扶贫模式是精准扶贫的有效载体,资产收益扶贫通过对地区致贫原因的精准瞄准实现了对贫困群体的精准帮扶。同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了地区的整体发展。通过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实施,参与试点的贫困农户获得了稳定增收的渠道、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农村社区建设得以推进,实现了贫困与非贫困群体、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多方共赢。     

社区基金：一种直接帮助贫困者的有效扶贫方式——对安徽省霍山县中荷扶贫项目社区基金的调查

资金是贫困地区最稀缺的资源,缺少资金是限制贫困者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国家每年拿出大量的资金(包括有偿的、无偿的、贴息的和非贴息的贷款)投入到贫困地区,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也对中国进行人道主义的扶贫援助,提供无偿的或低息贷款。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有了扶贫资金,如何运用好这些资金,真正做到扶贫到村到户,扶贫资金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在扶贫开发中真正发挥作用?安徽省霍山县中荷扶贫项目办借鉴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经验,并把小额信贷的基本原则与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相结合。变无偿资金为有偿循环周转使用,创立了一种直接面对贫困农户和弱势人口的重要扶贫方式——社区发展基金。目前,霍山县已先后在西部山区的9个乡镇建立了42个社区发展基金。社区基金的建立和发展,对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迅速摆脱贫困起到了直接有效的作用,其方法和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贫困村互助资金降低农户脆弱性了吗——来自5省1213户三期面板数据的证据

贫困村互助资金是解决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问题的重要探索。本文在5省1213个农户三期面板数据基础上,使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计算农户脆弱程度,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及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分析贫困村互助资金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贫困户在未来也有较大可能性陷入贫困。随贫困标准提高,高度脆弱农户的占比显著提高。基于是否使用借款、使用不同额度借款两个处理变量的分析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没有明显降低农户脆弱性。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精准扶贫工作不仅要关注贫困户,也应关注当前不是贫困户但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应提升贫困村互助资金降低农户脆弱性的作用,而非仅关注其减贫效应。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农户退耕意愿影响因素的贫困尺度差异分析——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调研数据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应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比分析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强化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精准扶贫效用提供信息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林业生产经营技能、退耕补偿满意度等是影响农户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不存在显著的贫困尺度差异;第二,亲戚中是否有乡(村)干部、同村人的退耕效果、退耕风险感知、退耕预期收入等对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退耕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规范并强化乡(村)干部的引导作用,建立退耕还林的典型经验推介机制,提升退耕农户的林业生产能力与非农就业技能,以切实增强工程区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有效凸显退耕还林工程的扶贫减贫效用。     

农村贫困家庭资产建设研究——以云南省石屏县为例

我国在2020年底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的绝对贫困被基本消除,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农村扶贫事业的重点工作。以收入支持为基础的扶贫政策能够满足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却忽视了贫困家庭所陷入的"资产贫困"陷阱,导致扶贫措施缺乏社会投资视角,进而因造血功能不足致使农村贫困群体难以真正脱贫。利用云南省石屏县的调查数据,提出农村地区现行反贫困实践在定位上重扶贫、轻开发,在实施手段上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分析了资产扶贫措施的减贫类型,讨论了针对农村贫困家庭进行资产建设的可行性。     

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资产管理与收益分配优化研究

管好、用好、用活产业扶贫资金所形成的资产对于提高扶贫质量和可持续性意义重大,其中厘清资金来源是前提,明晰资产产权是关键,提升管理质量是重点,优化收益分配是核心。通过对安徽、四川两省的光伏、特色农业和旅游扶贫的实地调研发现,产业扶贫资金来源和投入方式差异明显,使用过程缺乏精准管理;形成资产性质有所区别,管理监督存在失位;产权界定依据相对缺乏,不同产业产权界定方式迥异;资产收益分配模式多样,收益分配机制设计失范。未来需要更好地完善顶层政策体系框架,精准使用产业扶贫资金,明晰资产产权权属关系,规范资产收益分配方案。     

电子商务助力农村精准扶贫探析——以贵州省为例

2015年电商扶贫已列入我国精准扶贫"十项工程",电商扶贫是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为贫困农户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帮助贫困农户销售农产品,以电商促市场、以市场带基地、以基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一种新型扶贫工作方式,电商扶贫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的探索都亟待跟进。笔者分析了电子商务助力农村精准扶贫的机理,对贵州农村电商扶贫推进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贵州为例提出了推动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探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对收入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是权利贫困,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而且,女性非农产业劳动参与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农户可行能力水平。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度量方法,验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均具有显著缓解作用,表明结果稳健。可见,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释放女性减贫动能。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释放家庭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最大限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营造公平环境,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村级互助资金扶贫效果分析——基于宁夏地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关注宁夏地区村级互助资金运行现状和扶贫目标瞄准问题,并基于宁夏11个县29个村庄492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村级互助资金瞄准贫困的准确度及农户参与和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互助资金的主要受益人群集中在中低和中等收入组农户,未能充分涵盖最贫困的人群。与传统金融扶贫相比,互助资金服务目标有所下沉,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据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规范互助资金、提高互助资金扶贫瞄准度的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既强调精准脱贫,又要避免落入"政策陷阱",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谨防农户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相对贫困风险。本文利用2015年的陕南入户调查数据,建立农户收入决定模型,探索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夏普利值过程进行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解,量化了各因素在不收入不平等上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搬迁政策有效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在实现贫困户有效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及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生计资本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政策因素得以强化。本文为后续加强精准施策和精细管理提供启示。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

缺乏资金是贫困户的核心特征,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作为为贫困户提供资金的两种主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减贫事业。本文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从理论上比较了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的减贫绩效,并使用112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研究发现: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促进增收的效果因扶贫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财政扶贫可以提升金融扶贫缓解多维贫困的效果,金融扶贫也可以抑制财政扶贫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西北干旱地区特色林果业扶贫效果评估——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根据新疆阿克苏地区485家特色林果种植贫困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户收入状况和创收能力两方面,实证分析特色林果业的扶贫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林果耕地面积、农户对特色林果业减贫效果的预期、政府扶持情况等因素对贫困农户收入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对特色林果业减贫效果的预期等因素对贫困农户创收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和创收能力处于稳健上升状态,特色林果业的扶贫效果较好。因此,应加快健全特色林果业扶贫利益联结的机制,拓宽特色林果业扶贫的方式,增强农户受教育程度及农业技术推广能力。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如何有效落实,贫困农户如何自助脱贫是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自精准扶贫理念提出以来,便受到社会工作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工作秉承的助人自助核心价值理念与精准扶贫理念是相契合的,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工作中有助于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个案、小组和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精准扶贫的有效性,帮助贫困农户真正脱贫。     

市场参与与贫困缓解

近年来,我国贫困对象向个体化、边缘化倾向发展,政府制度性扶贫瞄准机制有效性降低,扶贫难度逐步增大。本文基于贫困地区农户市场参与的视角,建立了贫困地区农户市场参与—生产要素配置—农户收入增加的分析框架,并以贫困农户生存理性为逻辑起点,构建理论模型探析了农户市场参与程度对生产要素配置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贫困农户市场参与程度,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产出结构调整,实现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因此,在贫困地区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引导贫困农户参与市场活动是对政府制度性扶贫方式的有益补充。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如何提升易地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实效——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部分地区的村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战略工程之一,取得了重要成效。但由于基层政策执行偏差,部分地区有扶贫搬迁农户陷入"安置依赖"、"救济陷阱",或出现"搬而难富"问题。基于对易地搬迁地区村户的随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考察,发现相对贫困程度、贫困异质性及家庭特征影响到村户搬迁意愿、搬迁脱贫内生动力及其成效,制约搬迁的扶贫精准性与有效性。搬迁对外出务工村户的生计影响有限,对本地生产的贫困村户有帮扶效应。获得补贴不等于持久脱贫,单一的安置补贴降低了扶贫精准度并容易滋生救济依赖。因此,要改变"包揽"、"一刀切"、"唯补贴"的帮扶方式,扭转"安置结果至上"的政绩导向,设定补贴"弹性区间",规避"救济陷阱"。搬迁政策重心要由"搬迁"转向"脱贫",注重生产经营条件与就业机会创造,推动搬迁农户转型为有发展能力的职业农民或新市民。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