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份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零,而其他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导致持久收入理论失灵。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金融地域性排斥会扩大收入水平的地理差异,而金融包容通过降低融资门槛、提升金融减贫效应、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促进城乡经济包容性增长等路径有利于弥合地域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服务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发现:我国当前金融包容度整体偏低,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中西部远低于东部。使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度的提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弥合作用;其作用大小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金融包容度更低的地区,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更大,金融包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更大。     

内部和外部习惯形成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09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农村居民的住户调查数据,将内部习惯形成、外部习惯形成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相结合,在构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农村居民的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消费存在着棘轮效应;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具有示范效应。     

环境规制、能源消费结构与雾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采用我国30省(市、区)2003—2012年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与雾霾之间的关系。首先,以PM10浓度指标进行聚类,把30省(市、区)划分为高、中、轻三大污染地区。其次,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是一阶单整I(1);Pedroni和Kao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MOLS回归发现,全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与PM10浓度呈反方向变动,能源消费结构与PM10浓度呈同方向变动;高污染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对PM10浓度产生正的影响,中、轻污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PM10浓度产生负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使用法律、经济手段加强环境规制,降低煤炭消耗比例、发展清洁能源等建议。     

市场竞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与普惠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与比较

本文基于修正后的霍特林模型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及金融市场竞争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说,结合中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以此测算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引入金融市场竞争、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滞后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利用2010~2014的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及其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并区分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金融市场竞争水平越高的区域,这种影响越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交通便利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保险发展水平等因素均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别。     

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全国看,滞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显著,财政支农比例增加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事业财政支出比例、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行为和金融发展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地区看,东中西部滞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仍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且扩大作用依次递增,财政支农等变量在东中西部有不同表现。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1994-2013年的财政分权省级面板数据,并引入劳动力资源及人均投资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级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一致,且影响较小;同时存在东中西部的地区分化现象,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负面影响,而中西部地区为正面影响。     

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导致城乡要素流动受限,由此产生的城乡要素错配严重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城乡要素错配程度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实证检验城乡要素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部门较非农部门的生产要素错配状态更为严峻,城乡要素配置远偏离理想水平;研究时段内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人"、"地"的融合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贡献较大且效应增强,而"资本"融合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农业部门、非农部门的生产要素错配对城乡融合发展分别呈现正效应、负效应,表明农业部门的要素错配状态改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非农部门的要素错配恶化是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城乡要素错配严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     

农民收入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农民收入分化和耕地利用效率进行基本统计分析,利用农民收入结构和农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收入分化。结果发现,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分化程度不断扩大;同时耕地利用效率近年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利用27个省级区域2000-2008年的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民收入差距与耕地利用效率反向变动,以及劳动力、固定资产和化肥均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于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旨在促进小麦增产,保障农民利益。为探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在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产量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实施能够实现小麦增产1 080.56万t。     

土地市场、财政压力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级面板VAR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存在的情况下,考察土地市场对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程度及动态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研究结果：土地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双向因果、相互促进关系;短期内,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出让市场以增加土地出让收入,但长期并不有效;地方政府的偏向性土地出让行为会提升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但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不太显著。研究结论：基于土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短期效应,应改变对新增建设用地的依赖,加大存量土地的挖潜;对于面临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制定政策要进行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权衡,增强土地供给方式和土地供给指标使用的灵活性。     

农资补贴对化肥面源污染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2002~2013年全国各省市面板数据,本文构建并实证分析了农资补贴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和EKC假说下的化肥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同时验证了农资补贴对化肥要素市场扭曲行为。结果表明:农资补贴对农业化肥面源污染TN、TP存在正向激发效应;化肥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农资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效果低于非主产区;农资补贴扭曲了化肥要素市场,且扭曲系数呈上升趋势。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城镇化、社会保障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城镇化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途径。文章采用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Group Rho、Group PP及Group ADF七大统计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并结合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对参数进行联合估计,研究发现:城镇化、社会保障对农民收入具有长期异质性的影响;城镇化、社会保障与农民收入三者之间存在动态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     

要素投入对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经济的贡献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根据2004—2014年中国森林公园要素投入的特点,构建CD函数;采用面板回归法验证劳动、土地和资本对全国及各地区旅游收入结构的影响水平;利用要素贡献率分别计算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森林公园旅游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能够促进旅游总收入增加2.14、0.93和0.21个单位;土地和资本是影响门票收入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和土地是影响食宿收入的主要因素,资本是影响娱乐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其他收入主要影响因素为土地要素;2004—2014年,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经济增长68.80%依赖土地要素投入,31.20%依赖劳动要素投入,资本和以技术为代表的其他要素分别贡献3.10%和-3.10%;东、中、西3个地区的要素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间不合理的要素贡献率使得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经济"差距格局"初步形成。     

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1-2014年中国三十个省份的省级面板的相关数据,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规制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展开了研究。面板回归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均有效的倒逼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可以将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作为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动力。面板数据结果还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地方政府的干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经济增长、碳交易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数据的证据

基于2003—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N"型效应,预示着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加以应对。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降低环境污染;此外,因单纯为了引资,对环保要求的门槛过低,外商直接投资加重了环境污染;资本密集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低;相对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规模越大,环境污染越低。     

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投资建设的重点领域,一方面其投资可作为资本要素,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其建设可改善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进而提高经济运行效果。本文使用2003—2014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对内生性较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水利、信息、卫生环境和滞后两期时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粮食增产效应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先行资本",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系统评估了2000—2013年中国28个省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粮食增产效应,分别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和"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PSVAR)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并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以及粮食主销区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而言,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有效促进了我国粮食增产;分区域而言,农业基础设施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了不同的粮食增产效应,表现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此外,农业基础设施使用寿命短,农业基础设施粮食增产效应在第3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林区减贫——基于南方13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是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加速器",在减贫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利用2003~2013年南方集体林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交通密度值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解决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林区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在2003~2013年期间的南方集体林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林区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通密度值每增加1%,人均GDP增加1.72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341%。政府应加大林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林区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林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