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市场包干制”：运作模式与实践逻辑

建设与分散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乡村善治的关键命题。国家在外部监控的前提下将公共品供给事务承包给私人主体,生成了"市场包干制",它能够实现前台治理与后台治理的分离,形成了双层治理格局。市场机制能够通过激励清晰化实现服务专业化,而村社组织的支持能够降低协调成本,二者协同实现水利体系与分散小农的高效对接。由此可见,国家是公共品供给的第一责任主体,高效的公共品供给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与支持;而市场机制具有调动积极性的优势,国家在有效监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能够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困境、根源及机制创新

后税费时代,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效率与质量不高、供给主体权责失衡等多方面问题,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乡村治权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割裂.推动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必须实现国家与乡村在理念、资金、制度三方面的有效链接.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突破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不同程度上受抑于传统官僚制、政府部门利益分割、城乡差序格局的影响,供给“碎片化”问题愈演愈烈,业已成为掣肘乡村振兴的重要梗阻,如何打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困境,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效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表征、深层成因进行研究,提出整合供给主体形成多元协同机制,整合供给决策机制确保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系统性,整合供给标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等路径突破“碎片化”藩篱,以期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主体的责任划分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品的特性外,还具有收益外部性、成本沉淀性、多样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公平性几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不应该只由单一的政府供给,而应该由政府、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居民个人、其他社会力量等共同供给,但政府应承坦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明确划分各供给主体的责任,以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11个县(市)32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科技和信息服务、医疗卫生不但是农民最不满意的农村公共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农村准公共品的供给呈现多主体的格局,政府主导或引导、混合供给的模式已经形成。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品各供给主体的能动性,在继续增加供给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供给质量,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向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农村公共品"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上下结合"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农户可动员资源、地区异质性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来自广东省农村的调查

本文利用广东省问卷调查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微观层面验证了农户可动员的各项资源及其所处的社区环境对其评价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施加了重要影响,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对各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评价,粤北山区农户主要受到其拥有的社区网络资源以及所处的社区环境影响,东西两翼地区农户则受到其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政治资源、社区网络资源以及社区环境影响,珠三角地区农户则受到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社区网络资源以及社区环境影响,且其影响的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类别以及影响程度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     

农村公共品的非政府组织供给与政策创新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仍处于高度匮乏状态,且供给主体单一。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在组织方式、信息取得等方面的优势,政府应当鼓励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作用,这样,既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供给的不足,又可以形成农村公共品社会化供给的多元化格局,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     

基于治理视角的成都市村级公共品供给新机制评价

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提供充足合理的农村公共品,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村级治理的视角,设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成都市三个圈层有代表性的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机制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筹资机制等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剖析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指出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准公共品和俱乐部品性质建立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的多方供给模式。包括界定各级政府财权事权范围,发挥公共财政主渠道作用;通过新的投工投劳与“一事一议”制度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供给社区性基础设施;明晰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吸引市场力量参与盈利性基础设施供给管护等。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模式研究

本文基于多元福利主义理论与公共物品理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性定位进行界定,并进一步搭建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枢纽、家庭为基础、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五位一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格局。通过将社区功能嵌入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在供需两端的重要枢纽作用。本文构建“沙漏状”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治理共同体模式,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农村社区减灾公共品供给中农户认知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农户认知的视角,根据湖北省27个农村社区513家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认知与农户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灾害损失认知与减灾需求认知对其参与减灾公共品合作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这两种认知反向影响农户对减灾效果和供给的满意度。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农户减灾需求表达机制,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刺激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意愿,进而提高其对政府或村社组织减灾工作的满意度,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即供给主体、供给决策及供给监督“碎片化”。基于此,应引入新公共治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自身的整体性治理取向与无缝隙供给养老公共服务的优势,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建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监督机制,构建科学评估反馈体系。     

为什么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

中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供给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通过比较强势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与各部门公共品需求决定机制来探讨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偏向的公共品供给配置内生于地方官员在追求政治晋升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而各部门的公共品需求则取决于二元经济背景下各部门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因此,部门间公共品供给配置的政治决定机制和各部门公共品需求的市场效率原则之间的割裂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和不足。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的路径,因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所归咎的原因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与一味要求增加政府的直接投资不同,本文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创新、变公共品供给的政府主导为市场诱导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     

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角色定位

在现有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中,多把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合称为乡村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分析。实际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级政府,有其相对独立的预算收入;而后者则是一个社区自治性组织,并没有固定的财源。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独立的视角,通过分析村级组织自身及其收入结构的演变对其在村级社区中履行公共品供给职能的影响,来探究在不同层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中,村级组织应扮演的不同角色。     

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管理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带来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浪费和不足并存。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管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把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从供给管理到需求管理是对公共品供给的一次革命,它是把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外生转化为内生,把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抵触转变为农民的自觉,把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转变成高效率,这种转变将极大地改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围绕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诸如公共品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展开讨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相关对策。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

本文概括分析了中国古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古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基本上由农民承担,民国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处于乡村自理状态.新中国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保证农村公共品基本供给;改革以来至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承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架构,但缺乏人民公社体制的强制性能力,未能适应农民主体利益诉求;税费改革后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而提高供给效率成为制度改进的关健.     

农垦体系与地方发展:市场机制下的垦地共生模式

长期以来形成的农垦与地方隔离的"二元体制",深刻影响了要素和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人为造成农垦与地方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不均衡结构,不利于一个地区的统筹协调发展。文章结合垦地融合的成功案例,深入分析了市场机制下垦地共生的社会服务和公共品供给的融合效应、先进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农业组织体系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升级效应、社区建设中的协同效应、工业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共享效应、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中的保障效应,并对未来进一步深化垦地融合提出了七大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