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是构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工个人三方共同参与承担的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主要分为保障住房成本、教育培训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成本、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等5个部分,对其进行分类加总测算的结果显示,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总成本为285760.84元。其中,政府需要承担的部分超过总成本的一半,而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分别需要承担的部分均少于成本总额的1/4。为进一步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应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各级政府分担机制、开拓和创新多样化的成都市财政筹资渠道及成都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渠道等。     

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研究

目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明显偏低,在城镇地区的经济融入、政治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方面存在种种困难,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拦路虎,户籍门槛与福利差距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难的壁垒,等级制的城市行政体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均衡配置资源的障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延缓器,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到2020年,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难带易、以点带面、以小带大、以新带旧四大基本原则,坚持缩小城乡区域福利差距、强化市民化法律赋权两个核心导向,聚焦"进得来"、"过得好"、"离得开"、"可持续"四个主要内容,抓好随迁子女进城入学、家庭成员定居落户两个关键步骤。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举措包括,完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市民化导向的城市行政制度改革、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共享的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创新农业转移人口有偿退出与带资进城的土地政策、完善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权事权匹配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及分担机制探究

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阻滞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但除了制度层面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需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厘清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三个成本分担主体的责任所在,进而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基于住房视角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漂浮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质在于其从农村中彻底退出并融入城市社会,城市住房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退村进城"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政策层面,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部分失灵,致使农业转移人口既无法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以满足进城租房购房的资金需求,又难以得到住房保障支持;在市场层面,房价收入比过高;在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匮乏;政策、市场、社会的选择性排斥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解决难度和市民化漂浮困境。基于此,应允许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可抵押以及市场交易,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交易体系,以增加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形成对农业转移人口"退村"的推力;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构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市场主体市民化支持机制以及增加资本建设,形成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拉力。在综合运用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社会力量解决住房问题基础上,探索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历史演进、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践活动仍面临着制度不完善、管理体制落后、成本分担机制不成熟、时序不协调、空间分布不均衡以及农业转移人口思想观念落后与自身素质偏低等现实困境。因此,我国应从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分担、生存空间打造、市民观念培养、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基于社会保障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研究

本文主要对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困境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建立以工伤、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为核心,并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公共文化服务等制度相配套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争取尽快建立起真正能够满足农民工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促进农民工早日向市民化转变。     

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建构——以利益相关者、协同理论为分析框架

农业转移人口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序推进其市民化成为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重大课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是其利益相关者收益分享、成本分担、利益分配直至平衡格局的动态过程。同时,运用协同理论的理念,提出要在政府主导下,动员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力量构建多元成本主体的合理分担机制,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够真正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障碍及其路径选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是我国现在和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目前现状而言,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存在四大障碍,即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障碍、成本障碍、农户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障碍、城市综合承载力制约。针对这些问题,文中提出通过加强制度改革,建立合理成本分担机制,强化农户自身综合水平,提高中小城镇吸引力,增强大中城市承载力等措施,促进我国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进程。     

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大台阶亟需加快推进城镇化

在经济发展的中高收入阶段,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水平提升速度最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这一阶段却表现出城镇化放缓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福利制度改革滞后,抬高了人口流动门槛,抑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需要采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推进战略,要从"促进大中小协调发展"转向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的战略思路,放宽农民进城落户条件,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是阶段性的

所谓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既是如何让长期在城里的农民享受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也是基于如何＂安排＂农民进城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考虑提出来的。一些研究机构为此很认真地做了大量研究,如一个权威机构估计,一个农民工成为市民,需政府增加支出约8万元左右。有些学者甚至把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费用也作为市民化成本提出来。深入而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际是劳动力大量过剩时期的阶段性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融入城市,在职业、身份、价值观等方面向城市居民靠拢、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界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论述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要性,总结了美国和日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完善就业培训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相关法规和搭建融合平台等。     

数说

农业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13万元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测算表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其中,     

城市规模、社会保障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本文利用CHIP2008数据,采用Ivprobit与probit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社会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规模与市民化意愿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大城市和小城市具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中等规模城市不明显;(2)城乡社保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城市社保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农村社保则表现为显著的负面作用。积极实施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就地城镇化"、推动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和城乡社保一体化可能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解决之策。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下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作用机理与保障机制

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首位城市人口承载压力过大、贫困地区城镇化进程缓慢、农业转移人口异地市民化规模大等现实困境。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提升首位城市品质来疏解成都人口压力,通过推进市县差异化、一体化发展来提高贫困地区城镇化水平,通过壮大五大经济区优势产业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多点多极背景下,应以有序转移、就近转移、成本合理分担为重点,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保障机制。     

城乡区域均衡演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于一个制度供求转变的理论模型

城乡区域均衡的实质是农村与城市两大区域市场的一般均衡,它除了在空间层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之外,还是一个交易费用内部化与区域分工机制的型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与收入差距变化是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而发生改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制度供求非均衡状态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之后最终实现制度供求均衡的动态过程。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体系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子。因此,通过在"户籍—地权—福利"三个维度上的变革,最终以最小的交易费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的转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扩大其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及无条件分位数分解的方法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依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平均能够扩大17.05%的消费需求,主要路径是增加了其收入和财富,而不是提升了社会保障程度;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市民化扩大消费需求的效应将降低;市民化主要通过增加高消费水平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和财富扩大其消费需求,然而,社会保障程度的提升、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均对市民化扩大低消费水平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需求起到重要作用。     

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时代特征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其中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好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做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有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有助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基本表现有个充分的认知,为进一步做好今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     

基于空间视角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文献综述

市民化语境下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渐从农民工的替代概念中剥离出来,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综述研究主流观点仍将农业转移人口等同于外出农民工,忽视了就地市民化的返乡农民工、居村农民等主体。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以县域为界限将已有研究分为异地市民化与就地市民化两类并展开综述研究,试图在同一框架下总结包括农民工、返乡农民工、就地城镇化农民、居村农民等主体在内的市民化研究进展,以展现多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进展全貌。     

基于CGE模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

[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通过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农业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促使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 87个百分点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拉动了投资的增长,促使土地租金、真实GDP、实际工资、家庭可支配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促进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加。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使得CPI、GDP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地降低。[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整体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要继续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协调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推进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要不断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苏皖两省4市713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从代际传承视角切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多元线性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承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认知结构具有一定差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会发生相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