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经验总结与政策启示——基于贵州省纳雍县九黎凤苎麻合作社的个案分析

当前,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研究,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和存在合理性。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探讨附着在合作社经济功能之上的社会功能,以及其他功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基于对贵州纳雍县九黎凤苎麻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发现九黎凤苎麻合作社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功能效应,并在合作社的机构职责管理、经济效益兼顾公共利益、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能人威信和传统寨老组织相联结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运作机制和经验特色,最后对贵州喀斯特地区合作社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提出了几点政策启示。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风险管控与治理改进:柔性治理或刚性治理——以山东佳福合作社为例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治理机制设计影响了其风险管控。本文选取的山东试点的典型案例佳福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总体风险较小,但是内部社员参与积极性低,总体规模小。造成这一治理困境的表面原因在于规模边界小,承诺制导致借款不方便,领办人、投资人和托管银行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管权责不对等导致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采取了刚性治理,忽视了投资者和领办主体的柔性治理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来实现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风险管控。     

隐形策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基于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作为个案分析,验证了隐形策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隐形策略作为合作社参与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观察合作社产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真实样态,而且能清晰的感知政府、企业、乡村能人以及普通农户四类不同主体行为对合作社产权界定造成的影响。但仍需注意的是,隐形策略所带来的结果及其有限作用,因为一旦隐形策略作为合作社发展的惯用理念时,将会对未来合作社产权的改革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规范合作社产权制度以及主体行为将会是保障产权制度落实的一个可选途径。     

隐形合约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基于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的个案分析

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构成要素,产权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合约安排。与以往研究思路不同的是,本文尝试提出"隐形合约"概念,以此来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不仅仅是一种靠模仿和移植资本市场的市场合约,更是一种兼有社会属性的合约关系。一方面,这种隐形合约嵌入到人格化体系之中,能够反映出其与制度环境变化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情感性隐形合约与工具性隐形合约两种非正式的界定方式,使得合作社产权在不同的主体行为人之间得以界定。正因如此,本文提出了隐形合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N村茶叶合作社的动态事件为例,体现出隐形合约在合作社产权界定中的重要作用。     

复合经纪机制: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结构的形塑——基于湖北省B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运作实践

本文引入经纪理论,通过赢利经纪、保护经纪和行政经纪的概念构造出"复合经纪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湖北省B镇4个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践案例,对乡村振兴中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生成机制、土地股份合作社促进乡村有效振兴的运作机制以及乡村振兴对基层治理结构的形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自上而下的政策势能、地方政府的基层创新和村两委的功能不足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产生的原因;(2)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关键性中介组织,通过复合经纪机制将政府、农户、企业、村两委联结起来,并形成多元合意的利益共同体,进而促进乡村有效振兴;(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使政府项目进村和企业资本下乡,因土地股份合作社在组织农户和整合土地中的功能优势,成为村级项目承接和市场对接的替代性组织;(4)乡村振兴中通过复合经纪机制形塑而形成的多元合意的利益联结共同体是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新结构。     

合作社利益分配、治理行为与产权结构安排——基于苹果种植户合作社的经验证据

利用山东、山西和陕西三省11县(市、区)101家果农合作社样本,在合作社利益分配行为、产权结构与治理行为定义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合作社的组织治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利益分配行为对果农合作社决策行为、监督行为、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合作社治理状况的对策建议。     

妇女参与合作社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妇女在合作社治理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召开的“妇女在合作社治理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11月9～10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农业部、财政部、全国妇联等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中华女子学院、青岛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各基层合作社,《农民日报》、《农家女》等新闻媒体,以及中加农业发展项目和中澳治理项目等国际组织。会议主要讨论了妇女在合作社治理中的参与现状、影响妇女参与的主要障碍以及推进妇女参与合作社治理的对策建议等。现将此次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资本控制型合作社合作演进中的均衡——基于农户合作程度与退出的研究视角

本文通过对资本控制型合作社实践的考察,首先把一般农户进入合作社的程度划分为低度合作、中度合作和高度合作,然后从退出的动态视角分析了合作社中核心农户与一般农户合作演进中的均衡。理论上,这两类农户之间存在最优合作程度均衡,但这两类农户之间的博弈会重构合作程度并可能使之偏离均衡,而一般农户具备的“退出权”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两类农户之间形成较为“有效”的合作,从而实现对一般农户利益的保护。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空壳合作社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框架——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与案例研究

当前中国大量空壳合作社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合作社声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空壳合作社的有效治理对完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多案例研究分析,创新性地从组织生命周期视角剖析空壳合作社产生的原因在于进入阶段政策激励不相容、经营阶段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以及退出阶段法律体系不健全,并提出政府规制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治理框架,针对进入阶段、经营阶段、退出阶段提出具体的治理措施,为促进中国合作社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借鉴。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运作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桂南B镇的个案考察

农村环境治理既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关键步骤。通过何种治理方式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绩效,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基于个案分析法对桂南B镇考察发现:由于地方财政供给不足、各职能部门分利秩序与环保组织参与度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PPP模式下的农村环境治理陷入环境政策执行地方化、竞争机制虚拟化、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化与基层群众环保参与冷漠化等困境。因此,亟需通过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与政策的底层实践,引入竞争机制与以效付费制度,培育社会组织与提升治理技术,提升环保意识与发动群众参与等措施来破解单中心秩序的“内卷化”困境,使农村环境治理走向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     

隐形策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基于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的个案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贵州N村茶叶合作社作为个案分析,验证了隐形策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隐形策略作为合作社参与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观察合作社产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真实样态,而且能清晰的感知政府、企业、乡村能人以及普通农户四类不同主体行为对合作社产权界定造成的影响。但仍需注意的是,隐形策略所带来的结果及其有限作用,因为一旦隐形策略作为合作社发展的惯用理念时,将会对未来合作社产权的改革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规范合作社产权制度以及主体行为将会是保障产权制度落实的一个可选途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特征、实践价值与拓展空间——基于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个案分析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从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个案分析入手,考察其制度安排的特征、可推广的实践价值、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这对于进一步促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政策基石,进而促进我国三农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社区整体性治理:理论、实践与展望——基于厦门市溪林村(社区)的个案剖析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兴起及社区治理的变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府治理与创新的浪潮。文章试图将整体性治理应用于社区,对社区整体性治理的涵义、结构与机制方面进行阐释,认为社区整体性治理结构上呈现系统化结构,而机制则主要有整合、协调、责任、信任等四种机制;并结合厦门市溪林村的治理实践进行分析,最后对如何践行和完善社区整体性治理进行展望。     

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治理绩效的比较分析——基于甘肃省民勤县的调查

本文借鉴了美国密歇根大学Fornell教授开发的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构建了一种基于满意度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绩效评价模型,通过调查问卷并辅以入户访谈,对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两种模式各自提供的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对比分析了两种合作社的治理绩效,并分析了西部合作社的演变路径。研究表明,民勤县合作社成立时间普遍较短,成立合作社的外部驱动力强,而农户自身合作意识并不强烈,在此背景下成立的部分农民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少,社员满意度低。     

集体行动视角下纯农社区的乡村治理逻辑——基于鲁北地区S村的个案观察

自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贯制度特征;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分析乡村治理过程的有效线索。通过对S村灌溉、复耕、修路和规模种植等集体行动事件的"深描",以实现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场景化解读;同时,对案例的反思和案例间的对比,发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理。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的交互影响来看,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包括选择性作为、双重性效应、权宜性嵌套和带头人依赖等四方面内容,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乡村治理逻辑。     

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宅基地有偿退出——基于江苏省阜宁县退出农户集中安置模式的案例比较

农村宅基地退出对提高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户居住环境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并选取江苏省阜宁县宅基地退出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了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宅基地退出治理结构从治理力量上看表现为“科层+市场”的混合结构,从主体上看则有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各类主体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与制度安排,实现宅基地退出内部治理。宅基地退出集中安置的“整村就地”、“整村异地”和“部分就地”等模式整体上都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增加,但不同安置模式之间在交易费用、土地利用、收益分配以及农户福利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与各自所处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宅基地退出治理绩效,在治理环境上要继续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全国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重点分析了参与合作社社员的基本情况、社员参与合作社情况、社员时合作社期望与得到服务、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看法等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对策与建议。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