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工资面议”的经济学分析

在人才招聘过程中,用人单位高挂＂工资面议＂牌,应聘者则大秀自己的＂出众＂面,放大优点以获得青睐。事实上,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中层出不穷。参照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劳动力市场中逆向选择理论,运用信号博弈和＂刺激-反应＂模型,可对＂工资面议＂行为进行有效解释,证明＂工资面议＂合乎经济学原理。     

按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按劳分配根本矛盾

按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不仅不能实现按劳分配,而且与按劳分配根本矛盾;只有认识到劳动具有价值并按个人劳动的价值分配才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变动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4年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的影响,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变动进行分位数分解。通过分析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工资变化的差异,能够由个体特征变化解释的部分所占比例较低,绝大部分都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工资分布顶端的歧视现象更加严重。这说明长期以来与户籍制度相关的资源和利益分配规则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失,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工资歧视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国工资决定机制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9—2008年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估计结果显示,动态模型和静态模型的解释变量在系数和有效检验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国有经济垄断、工会力量和CPI等变量对平均工资变动的影响较强,而受教育水平、失业率和GDP增长率对平均工资变动没有影响。另外,估计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决定机制并没有显著差异。     

传统做法的荒谬性与流行理论的庸俗化——对于劳动报酬问题的传统做法和流行理论的评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按照劳动者的学历、工龄等非劳因素决定工资的，结果使工资和劳动脱钩，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具有交换价值，但没有价值。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但这里的价值应为交换价值。劳动力仅有交换价值，根本没有价值决定的问题，才是马克思工资决定理论的实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学者们发现了以往做法的问题，采用了价值概念，但是他们是用劳动力价值说明工资，这样的结果还是使工资和劳动脱钩。很多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主张按照劳动力价值进行分配，这恰好走到了马克思的反面。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质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在市场经济中也就是使工资和劳动挂钩。     

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确定的局部均衡分析

目前对工资与就业决定机制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领域,对于公共部门领域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运用新古典方法研究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在局部均衡下的确定问题可发现：为实现预算成本最小化的目标,直接控制预算成本可能并不是最优选择,采取先确定编制再确定工资的迂回调整策略应当是理性的选择。此外,非熟练公职人员的吉芬商品特性是导致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效率工资的决定机理及在薪酬管理中的作用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 ,支付比市场工资更高的工资 ,劳动总成本可能更小 ,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作转换模型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企业支付较高的工资可以降低工人的工作转换率。效率工资理论在理论上和现实的薪酬管理中都展示了极其强大的威力。     

阶级、结构与《资本论》范畴学——马克思工资理论探析

《资本论》工资由主体论所规定：工资不仅是外在的壳——工资形式,也是内在的瓤——针对资本的批判,突出阶级关系当事人对于工艺者的系统支配性。《资本论》范畴学取决于经济理论的两面性：“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工资既是资本的经济结果,也是资本的统治前提。马克思抓住“资本工资”这个论证中心,工资一般的理解维度据此定格为“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这一模式。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努力,《资本论》实质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资范畴学”,作为两重统一的规定性：算法工资(主体范畴)与雇佣工资(经济范畴)的统一以及阶级工资(劳动力社会价格)与市场工资(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统一。《资本论》工资的系统实现论从中得以确认。一旦从资产者的权利意识的束缚中走出,“工资拜物教”即被瓦解,围绕生活资料安排的系统规划将替代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单一追求。     

工资形式、劳动供给弹性与效率条件 --关于效率工资理论的几点补充说明

索洛模型显示效率工资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效率工资机制是一种综合了交换机制和 激励机制的厂商决策机制,劳动不可直接度量是效率工资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劳动供给是 否具有弹性以及工资的不同形式对效率工资机制发生作用没有影响。     

工资差异的国内研究综述

工资差异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公平与效率",因此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有关工资差异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工资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行业差异、所有制差异以及对国外工资差异的考察等研究成果,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FDI对工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负向效应,但是中西部地区的FDI对工资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效应。东部地区工资增长的真正动力是FDI以外的因素,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来源于中西部低于本地工资的劳动力资源,加深了这一趋势。     

工会组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制度因素视角——来自英国的经验证据

经济规模、劳动者自身素质及制度等异质性因素,引致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完全竞争性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者的工资差异现象。以英国1996和2001年数据为例,在考虑行业与劳动者素质异质性等控制变量情况下,从制度因素视角就工会组织对工人工资的影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工会成员身份对工人工资作用显著,能产生超过10%的溢价。因此,工会组织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及其增强工人对雇主议价能力的作用应予重视。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３０余年,韩国将经过４０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９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贵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实证分析

历史证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缺乏普遍的解释力.资本结构理论能够解释一个国家企业的资本结构形成,却不能解释另外一个国家的;能够解释一个地区企业的资本结构形成,却不能解释另外一个地区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存在一些制度因素导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企业经营者融资动因的差异?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些制度因素也是决定企业资本结构的内生变量?     

工资差别的原因:专用性与不确定性

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共同导致了相同素质劳动力价格的差别 ,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工资由进入行业的主观概率、转换成本与一般性人力资本的工资共同决定     

薪酬差距、相对剥夺感知及企业绩效研究

文章通过在员工效用函数中加入相对剥夺权重函数以体现薪酬差距主观感受对于效用的影响,并建立反映劳资双方目标利益与最优决策的博弈模型,最终形成用以分析薪酬差距对于员工努力和企业绩效影响的整合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知,相对剥夺感知的存在将通过促进员工努力的方式提高企业产出,这表明因预先宣布薪酬差距所导致的员工相对剥夺感受对薪酬差距激励效果存在强化效果。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行业间工资差异和垄断租金分享

以产业门类为基准测算的中国行业间工资差异明显且自1988年以来呈现逐步上升趋势，随着产业细分，行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提高。对劳动市场工资决定的理论分析表明，行业间工资差异主要源于各行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差异和可能的垄断租金分享。实证研究中发现，就业人员性别、年龄和教育等就业人员特征只能解释行业平均报酬变差系数的60％左右，其余部分源于垄断行业的租金分享。其中，技术／知识型市场垄断行业租金分享比例不高，但非竞争性垄断行业普遍获得了超额报酬，约占其行业高工资的50％以上。后者超额报酬和超水平高福利主要源于相关行业无偿或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占用和国有资产经营、攫取消费者福利、成本膨胀亏损的财政或社会公众补贴，因此要从其垄断机理和初次分配制度上改革以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