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向亚欧非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的倡议。文章利用199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验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均能显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有关。经济越落后、交通基础设施质量越差的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重庆的铁路和公路

重庆的铁路从1952年四川第一条铁路成渝路的开通至今已发展到拥有3条主干线，即：成渝线、襄渝线、川黔线和5条支分线，1993年铁路正线长度为1007公里，为1952年铁路线路长度的99．8％，其间还有117条总长为425公里的厂矿企业专用铁路线与铁路主支干线的60个车站接轨。     

浅谈公路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与趋势

人力资源是企业、社会、国家发展的根本,是左右着行业发展方向的罗盘。本文结合公路行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公路行业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最后展望了未来我国公路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以供管理人员参考借鉴。     

哈国铁路系统加强企业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阿斯塔纳总结年度工作时,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阿·梅尔扎赫缅托夫通报说1999年铁路运输利润达到1.5亿坦戈。他在会上强调说,这个工作成绩并不是很大,它是由于企业在近两年来采取了综合性的组织和技术措施而取得的,并是该企业生产稳定的主要标志。按照国家大型铁路企业职工们所讲的话,过去的一年对企业是不轻松的。这一年是     

论我国高速铁路与公路和民航的竞争新格局

用“提速”来描述铁路近年的发展,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这种“提速”不仅仅指铁路运行速度从60公里／小时提高到3倍多的200公里／小时,更指存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改革上也体现出了提速的概念。     

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贵州省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现状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动脉",了解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分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贵州公路建设的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通过贵州省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具体数据统计分析其现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VAR模型、脉冲响应、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分析,通过线性回归确定具体量化关系。研究表明:贵州公路基础设施投资与贵州省GDP之间保持长期均衡;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有时滞性;前者对后者有正向推动作用,2~3年开始显现,4年时最大;两者之间满足一元二次函数关系,当前者超过21848600万元时,边际效用小于0,公路投资过多会阻碍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依赖与产业增长——基于中国省区行业数据检验

本文基于2000-2007年29个省区的21个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基础设施依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并构建倍差(different-in-different)非线性计量模型,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检验了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优化配置问题。通过检验我们发现,交通、邮电信息类基础设施对产业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能源基础设施对产业增长影响不显著。进一步检验,我们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存在配置扭曲现象,而邮电信息基础设施与产业优化配置明显。最后,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我国公路、铁路投融资结构变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探讨了我国公路、铁路投融资体制发展变化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我国交通业投融资体制在改革开放前后有很大变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发展绩效。公路、铁路的投融资体制由单一的财政投入逐步向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多元化转变。政府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鼓励民资、外资等资金入场的多元化投融资政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公路、铁路尤其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不过二者增速有别。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公路、铁路(包括高速公路、高铁)尽管投资额大增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趋缓。从长时段来看,在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过程中,投融资结构的改善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公路、铁路的快速发展,其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仍然存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     

公路铁路投资：“贫富”为何如此悬殊？

10年前,我国公路铁路投资大致相当。现在,投资公路与铁路的比例是10:1。我国交通投资领域“贫富悬殊”的失衡局面,在2004年创下最高纪录:前不久,在2005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交通部部长张春贤介绍,2004年我     

基于DEA模型的中国铁路行业改革绩效研究

一、铁路行业绩效评价方法与指标的选取 中国的铁路行业虽然是目前仅存的几个垄断行业之一,但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铁路行业内部二十多年来不断进行改革,多年来改革的绩效如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决定铁路行业未来改革方向的重要决策依据.     

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国家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桥梁作用。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2011—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进口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会显著促进中国的进口与出口贸易,但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强于出口,且东道国GDP增长促进了中国进口与出口贸易增加,其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进口贸易限制作用大于出口,东道国与中国为邻国、与中国具有共同语言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推动中国对其进出口贸易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我国高速铁路和航空客运竞争优势分析

高速铁路与民航在客运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两者的竞争各有优势,目前看民航的优势主要有便捷、服务质量和舒适度高、销售网络成熟,长远看其难以被替代的优势主要在于建设投资占地少、航线灵活;高速铁路的价格上暂有优势,而核心优势在于节能、运量大和稳定性强。文章认为,高速铁路更适合在中短途市场上发挥作用,航空的长处在于长途运输,通过空铁联运可以更好地将二者的优势结合。     

Infrastructure and Growth in South Africa: Direct and Indirect Productivity Impacts of 19 Infrastructure Measures

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growth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mpacts of infrastructure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ambiguous (countervailing signs) results with little robustness. This paper, utilizing panel data for South African manufacturing over the 1970–2000 period, and a range of 19 infrastructure measures,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infrastructure endogeneity in output equations. The paper develops an instrumentation strategy generalizable to other contexts. Controll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endogeneity in the infrastructure measures renders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capital not only positive, but of economically meaningful magnitudes.     

基础设施行业改革：管制政策与公司治理

为了提升基础设施行业的经营绩效，增加投资，不仅需要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的有关成果以构建可竞争市场、制定科学的管制政策，也需要考虑基础设施行业的实际特点，在公司治理机制上有所调整。与此同时，管制政策也能够对公司治理机制产生影响，两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协调运用。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现状:皖省例证与政策选择

依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背景,对安徽省水库移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从长期看,农民纯收入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水利建设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测显示,未来五年随着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农总支出等投入的较大幅度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呈现规模报酬递减趋势,但到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到达万元以上。现阶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仍然不足,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应通过建立稳定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的长效机制,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在地区间和项目间优先序等措施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收入。     

The Effec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on Cos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rovinces*

This paper estimates a translog cost function for 29 Chinese provinces between 1979 and 2018. The results imply that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reduces costs in all provinces. Comparing the estimated rate of return to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rate of return to private capital, our results indicate underinvestment for the initial period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s; however, after 2010 our results show over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capital is a substitute input to labor, private capital and intermediate inputs. Finally, public infrastructure growth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labor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but the effect is small. The growth of private capital and intermediate inpu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boost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变革：国际经验及启示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大多经历了民营化—国有化—民营化的制度变迁,而美国一直由民间部门占据基础设施供给的主导地位。对英美两国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变革背景的回顾、评论与反思表明,基础设施可以由政府部门提供也可以由民间部门提供,基础设施的产权制度安排必须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施政哲学及原有的管制制度基础相适应和衔接。管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决定了基础设施最终的产权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