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股权结构模式与企业组织模式的选择研究

日美制造业企业对外包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用股权结构差异引起高管风险偏好差异,进而决定企业是采取纵向一体化或外包模式的理论逻辑来解释日美在组织模式选择上的差异,为理解日美组织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日本集中的股权结构,使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下降,从而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利益.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下,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第一大股东持股、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三个方面,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各主要相关变量之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指出在股权集中的不同程度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扩大企业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低时,应加强股权集中以增加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时,通过股权制衡来增加创新投入。     

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报酬的实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高管报酬的股权结构因素进行考察,探求股权结构因素对高管报酬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也严重影响高管报酬。     

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报酬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高管报酬的股权结构因素进行考察,探求股权结构因素对高管报酬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也严重影响高管报酬.     

上市方式、大股东持股与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

企业上市可以采取直接上市（IPO）和间接上市（买壳上市等）两种方式。本文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不同上市方式下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而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前5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线性的U形关系。当考虑大股东持股的内生性时,发现间接上市的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互不影响,而直接上市的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互为正相关。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为实证基础,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选择了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股权属性则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的相关性分析和曲线估计及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股权集中度较高,没有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完善。二是农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治理效应呈现倒U型结构,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则呈现正的治理效应。三是高管持股比例在整体上是正向的治理效应,但在不同的区间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

本文采用2004-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项和综合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公司所有权显著正相关,与股东人数显著负相关,与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所有权显著负相关,与股东人数、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     

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本文以国有股比重、流通A股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以及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重之比作为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与市净率作为公司经营绩效变量,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重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负相关,流通A股比重及大股东治理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均无显著相关性.本文的实证研究为中国上市公司实行国有股减持、股权结构多元化以及加强中小股东公司治理功能提供经验证据.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研究

以2001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借款债务融资契约的关系,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关系,与长期借款比重呈现负相关关系;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呈现开口向上的二次曲线关系,与长期借款比重呈现U型关系。     

试探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明管理层股权薪酬收入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相关,国有性质的企业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收入比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薪酬收入负相关,能够发挥对股权激励内部监督的替代作用.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价值.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大股东所属产权类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试图克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股权分类不彻底、股东持股比例计算方法不合理、ROE度量企业价值不合理"的缺陷,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倒U形态;较之于其他类型,私营产权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显著很多。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高了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使得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得到了显著的增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更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公司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使得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公司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公司的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有一定的提高。     

危机冲击、损失规避与家族大股东支持效应

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损失规避"假说和"社会情感财富"假说,分析了危机冲击下的家族大股东行为选择动机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危机冲击到来时,家族大股东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持作为家族企业最主要的决策参照点,此时"损失规避"的家族大股东并未采取"掏空"的行为决策动机,而是发挥比国有大股东更强的支持效应。随着家族大股东持股水平的提升,危机冲击下家族大股东对基于所有权控制积累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感知程度越强,在危机期间的家族大股东支持效应越明显;同时,对于处于低成长环境行业背景下的企业,家族大股东对所控制企业的"禀赋效应"更强,更能发挥支持效应,从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曾经为我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市场的饱和、竞争的加剧,它们又面临着整体“衰落”以及发展速度下降,这引发了人们对民营企业持续成长问题的思索。本文以2000-200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影响我国民营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提高财务弹性和聘请“四大”审计可以避免上市公司在短期内陷入困境;增加独立董事比重可降低公司在短期内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促进公司长期的持续成长;大股东持股比重过高虽然可以在避免短期财务困境,但是在长期却可能引发持续成长危机;如果公司所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或者公司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较强时,虽然短期内公司不易陷入财务困境,但在长期却不利于企业持续成长。因此要促进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的手段主要有提高独立董事比重,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提高竞争程度和减轻政府干预。     

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采取金字塔控股方式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针对沪深两市371家具备金字塔结构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离系数、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在ST公司和正常公司的对比分析中,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和公司上市年限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物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分别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测量指标,同时以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建议适当增加大股东比例,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同时需要适当控制企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