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倡廉的法治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封建＂人治＂观念影响、权力监督制度乏力、惩处不力是权力腐败的法制原因。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从源头上遏制和铲除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推进和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长期以来,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干部人事制度也存在相应弊端:一是管理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部门和少数人,不利于民主原则的贯彻执行;二是管理方式陈旧单一,妨碍人才的成长与选拔,不利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三是法制不健全,人治色彩浓,人身依附关系、任人为亲、宗派主义现象严重。为消除上述弊端,必须建立富有生机活力的用人新机制:1、平等竞争机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人事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题中之意。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然引起选人用人观念和干部制度的转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试论检察自由裁量权

当前,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崇尚法治,摒弃人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基础。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局限性,法律的指导下不可避免地蕴涵了＂人治＂——即执法者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审判实践的角度,自由裁量权问题均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面子观”在村民自治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化解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而＂面子观＂作为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非常很深远的影响。＂面子观＂在村民自治中产生了众多的消极作用。为了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试图对＂面子观＂在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所起到的消极作用做些简单的分析,并通过分析找出＂面子观＂在村民自治中起消极作用的原因及规避＂面子观＂消极作用的有效路径。     

论中国人的制度观

制度观对于一国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较大的影响.关系经济、等级制及缺乏民主与法治对中国人制度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非正式约束对正式约束的替代,权力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正式规则之外的潜规则及制度实施中的软政权现象,其共同的根源来自于权力没有受到制约.中国人的制度观与欧美国家民众的制度观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制度因素对高校科学技术活动的影响

制度因素是影响大学科学技术活动的政治因素之一。从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两个层面分析了政治制度因素对大学科学技术活动的影响。政治制度与其它社会因素一起对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就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大学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协调政府行政管理权与大学的自主发展权、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权力配置是否平衡、关系是否恰当,对大学的科技活动有着重要影响。     

卡恩,踩了谁的“香蕉皮”？

权力、性、暴力,吸引眼球的因素够多了,除此之外,再加一个重量级因素：阴谋。由于情节离奇,法国有不少民众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竞争对手试图在大选前＂剪除＂卡恩。     

沙家浜镇提高社会管理职能的经验启示

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决定了乡镇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乡镇社会管理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困扰,一是＂不能不管＂与＂想管不能＂的矛盾;二是＂无限责任＂与＂有限财力＂的矛盾。乡镇应该正视这种现实,在现有条件下,依据自身实际,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方式,有所作为,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处理好＂富＂和＂安＂的关系,     

美国贸易政策取向的必然和偶然

美国政治制度结构中国会与总统权力的变化直接作用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中＂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运动,深刻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国际体系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于美国的制度变迁,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国际权力结构和安全环境是国内制度尤为重要的塑造因素,对贸易政策的变迁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从格拉索事件看权力对CEO薪酬的影响

格拉索薪酬事件表明CEO权力的过度强势是其薪酬失控性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用Finkelstein权力模型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拓展,我们就可以发现美国大公司的CEO们是通过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威望权力来超越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监管以追求其私利的。     

收入分配对社会用人观念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对河北省调研结果的思考

一、收入分配对社会用人观念的影响分析收入分配涉及各方利益,收入分配现状对社会用人观和人们的择业就业观有着直接的影响。1.社会用人观念总体上逐渐与市场接轨,国有单位用人观念相对滞后。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分配方式多元化对社会用人观念和用人机制产生了直接     

从“新圈地运动”看社会权力失衡

运用权力视角,对城市化拆迁场域中的各方利益主体进行了权力配置分析。跳出社会决定论的思路,将拆迁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视为＂行动者＂而非制度结构下的行为选择者。在＂新圈地运动＂中,对各方的利益主体的行动策略加以分析。尽管制度安排对于维护程序正义和弱势群体利益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出现对于过大的权力资本的制约机制,法律、政策仍然会成为权力占有者的行为合法化工具。     

“一把手”的用人艺术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作为一个领导者特别是＂一把手＂,如何选人用人,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切不可自以为是、率性而为。我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把手＂要用好一班人,走活一盘棋,必须时刻注意做到以下几点：识人之眼用人必先识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识人是做到人尽其才、     

默多克进退

在传媒激烈竞争的时代,报业利润不断被压缩,处于极大压力之下的英国主编们只好铤而走险,靠＂潜规则＂维系报纸竞争力的最后一条生命线。     

用钢性制度构建反商业贿赂体系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据报载,力拓商业贿赂案使中国经济损失达7000亿元人民币之巨,可见防治商业贿赂,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有之义。反商业贿赂,依靠人治即权力反腐,越反越多,依靠制度,显效持久,治本除根。治理商业贿赂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决策,预防商业贿赂,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到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在已经查结的商业贿赂案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利用行政审批权、执法权索贿、受贿占据相当大的数量,所以,预防和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是反腐败建设的重要内容,两者不可截然分开。本文对构建预防和惩治商业贿赂用人治型局限,或制度型模式优势作出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以制度堵住源头的建设性对策研究:要以威力强大的法律制度约束权力,以良好的制度监督权力,跳出人治主导下局限性很大的反商业贿赂模式。     

解密真实的职场

近几年来,职场类图书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新的畅销类型,但大部分图书偏重讲职场潜规则,以"阴谋论"和厚黑学的方式将职场变成宫廷斗争。职场是利益场,不可能没有斗争,但是一切都要用职场政治的方式去解读,就偏离了真实的职场。不用潜规则,也不学习杜拉拉,职场人靠什么方法实现升职加薪?这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老板选人、用人、留人的心态、标准和原则。书中运用大量案例,提炼了很多实用的职场生存方法。比如职场如何自我     

管理潜规则对企业员工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国内外有关管理潜规则研究综述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出了管理潜规则的概念。通过构建管理潜规则测试量表,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员工行为成熟量表,并结合我国的管理实际,对员工行为测试量表进行了修正,进一步从管理潜规则的存在和其对企业员工行为影响进行样本企业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都存在大量的管理潜规则,并且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成立年限的企业存在的潜规则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从管理潜规则对企业员工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管理潜规则的3个维度的表征对于企业员工行为及工作绩效的影响程度。     

干部提拔中“打招呼”现象剖析

＂打招呼＂,是指某些领导干部和个人不通过规定的办事程序,私下表达个人意志的一种做法。当前,一些地方每逢提拔干部时,条子满天飞,各种请托纷至沓来,通过关系＂打招呼＂盛行,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气。＂打招呼＂歪风,严重干扰用人秩序,败坏用人风气,助长跑官要官,已到了非刹不可的程度。现象扫描在一些地方,     

核准制与注册制:助长IPO泡沫还是抑制IPO泡沫?——以创业板为例

核准制与注册制属于两种不同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模式。核准制对IPO实行实质审核,体现了行政权力在IPO发审上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种以"人治"为主的制度模式,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实质审核的准确性亦存在偏差,发审效率偏低,制约了股市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催生和加剧股市IPO泡沫的根源。注册制以市场为导向,对IPO实行形式审核,将实质审核交给投资者,从制度上消除权力寻租,彻底摆脱"人治"给IPO发审带来的种种干扰,发审效率较高,有利于促进股市资源的优化配置。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强化IPO信息披露,通过严格执法,有效抑制IPO造假欺诈行为,降低IPO过程的信息不对称,促进IPO合理定价,能够有效遏制IPO泡沫的形成。因此,从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使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从传统"人治"真正迈向"市场化",必将有效抑制我国股市IPO泡沫产生。     

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信任影响因素理论,挑选并构造了影响信任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然后运用SPSS对ISSP2001年＂社会关系与支持系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这些因素对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信任度更高;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阶级、社团参与、亲密朋友数量与社会信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社区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