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规制下劳动供给变动引起的福利损失

随着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由其引发的失业问题、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随之发生。最低工资制度是否能够真正达到保护低收入劳动者、消除贫困的目的,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劳动供给变动引起的额外福利损失,将劳动者保留工资的异质性因素纳入到传统模型之中,进而计算出工资规制下劳动供给变动引起的额外福利损失。最低工资制度的的推广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需要谨慎进行,应在尊重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上,同时逐步减少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次数,尽量使工资接近市场的均衡水平,从而降低限制劳动价格引起的多重损失。     

市场、社会行动与最低工资制度

最低工资制度是历史形成并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本文把工人采取社会行动导致市场"停摆"的可能引入市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无限期界动态博弈模型,对最低工资制度做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对基本模型的分析表明,与工人可能采取行动终止市场运行并且没有最低工资制度的情况相比,政府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福利,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提高资本所有者的福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改善。本文还分析了工人集团存在分裂的可能、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划分以及经济波动对模型基本结论的影响。     

美国最低工资制度及启示

作为一项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手段,维护了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美国最低工资制度发展较为完善,对我国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最低工资增长及其就业效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最低工资制度不仅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也是对劳资间相对权力关系和积累的制度环境的协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并非单一的外生性保护政策干预,也是积累进程中劳动者生存环境、劳动力供求条件以及经济增长体制改变内生作用的结果.最低工资增长标示着普通劳动者收入提升,亦可能通过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和需求效应,驱动就业与工资的同向增长.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性不足、公共政策保护性增强等因素相关联,但同时与中国经济增长体制转变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经验分析显示,当前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推动潜在的青年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且不会导致失业率的提升.充分发掘最低工资标准合理提升带来的正向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的必要选择.     

最低工资的结构性去杠杆效应

文章基于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最低工资规定》下发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断点回归模型实证评估最低工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与企业杠杆间存在明显的“跷跷板”效应,最低工资提高有利于微观企业“去杠杆”。而且,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中,企业去杠杆的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提高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绩效、融资能力和贷款供给,降低了企业杠杆率。文章对理解最低工资制度的潜在影响,积极推进企业部门结构性去杠杆和宏观稳杠杆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已经成为典型化事实,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制约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力量等制度因素.本文基于对辽宁省部分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缺少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等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导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对实施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制度可能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研究

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来看,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仅为制度工资(生存工资),而制度工资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其制定和调整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博弈的均衡.深圳和龙岗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践也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其制定和调整更多的是迎合企业的偏好.解决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在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利益一致性原则下通过新一轮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     

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者待遇:统一抑或排斥

最低工资制度的存废至今仍处于争议之中,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三者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低工资标准陷于标准过低的权宜困境,其调整并没有真正惠及劳动者,因此要求重新定位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明确最低工资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归属,政府应该承担最低工资保障职能,同时建立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主和最低工资保障机制为辅的工资制度,以及积极探索制定其他公共政策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几点探讨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本文拟就最低工资制度及其实施中的有关问题,作一粗略探讨.一最低工资,是国家为保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要,通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用人单位对在正常劳动时间内履行正常劳动义务后的劳动者必须支付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制度是商品经济和现代工资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制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规定企业支付给工人的最低报酬数额.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最低工资制度是一国基本的、重要的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不仅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最低限度的工资,实际上它还同时规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     

从最低工资制度看经济发展——解读《最低工资:政策效应与新共识》

最低工资制度起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993年我国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此规定的出发点是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近几年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转换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滞后,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在就业、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基于美国经济学教授及学者——戴维·纽马克的《最低工资:政策效应与新共识》一书来探究最低工资对经济发展影响和实践的认识.     

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保障老年群体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区县最低工资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堆叠”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城镇老年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我国城镇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1.44个百分点;(2)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男性、低技能、低财产性收入和来自东、中部地区的老年群体;(3)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老年群体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和离退休再就业的概率,降低了离退休的概率,也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工资水平。根据结论文章认为,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和提高老年群体福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最低工资制度效果的分析

本文从追溯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入手,剖析了该劳动法的基本制度,认为其在理论上对保护劳动者权利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进而,通过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最低工资不仅被其批评者,而且也被其支持者高估了.文章进一步结合了当今中国的实际,讨论了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的尴尬现状.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下,最低工资制度成为低技术附加值产业生存的重要砝码,但与此同时,该制度多年以来未见更大发展,对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亦造成了损害.作者在结论部分,对该制度做出了反思.     

中国的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低工资工人的收入、维护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人为干预的一种政策选择,它对就业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本文利用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制度最为直接的影响人群--其他人员的就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FGLS）方法考察了该制度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每提高10%,其他人员的就业在社会总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约为23%,敏感性分析和动态回归把弹性范围扩大到-009~-029,这与国际上早期的时间序列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其他人员的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低工资制度的博弈分析

目前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实施存在着标准偏低、制度不能切实落实等问题.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首先进行劳资双方博弈分析,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政府与企业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剖析原因,寻找双方的均衡点,达到既保障劳动者生活权益,又维护企业的经营权益,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推进最低工资制度的健康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民工荒”与宏观经济影响

我国1990年至2011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趋势表明,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造成了我国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问题.通过建立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证实消费水平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途径.     

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定位研究

一、最低工资标准的涵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规定、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劳动义务后相应获得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收入的法律形式。最低工资标准是指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后所在企业必须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它维护了企业职工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了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最低工资制度能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吗

本文以民营企业要素投入行为为切入点,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于2005-2008年和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降低了技术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分解影响机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带来正向的收入效应,但也导致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整体而言,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为发挥最低工资制度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继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贯彻相关法规实施、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成为重要措施。     

不完全劳动市场、政府干预与失业率

本文针对我国不完全的劳动市场,建立了一个短视一搜寻模型,目的是要说明,第一,虽然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就业率高于无政府干预的劳动市场的均衡就业率,但是后者的社会总福利水平高于前者,而且,无政府干预情形下失业者的福利水平不会低于政府干预时在低工资岗位上的就业者的福利水平.这说明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市场虽然有可能降低失业率,但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损失,也不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第二,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地方保护政策妨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城市居民一般占据了工资较高的岗位,农村居民一般只能找到工资较低的岗位.这种匹配过程达到的劳动市场均衡,虽然有可能最大限度降低城镇失业率,但不是使得全国总失业率最低的均衡.     

论我国失业保障体系构建的关键面向——以日本治理长期失业的经验为启示

长期失业人群是日本失业治理中的痼疾,直观其发生机理,主要为:劳动力需求方面,劳动力市场排斥长期失业者;劳动力供给方面,失业时间长短影响劳动者就业能力;另外,雇佣保险、解雇规制在制度层面上也具有相乘作用。探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福利下失业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后产生的福利依赖心理。为此,日本关注"社会福利发展",重整社会福利在治理长期失业中的逻辑思路,改革雇佣保险制度、建立求职者支援制度、丰富民间职业支援事业。参考日本经验,我国失业保障体系应以提高失业者就业能力为关键进行构建,同时重视失业保障制度的功能转型、协调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退"与"进"、促进再就业支援多元、发挥政府的新型管理监督职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