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研究

基于农民视角的合作社组织信任体系主要由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两部分组成,其中人际信任包括农民对社长的纵向信任和农民间的横向信任,系统信任包括农民对合作社整体的信任和农民对村庄公权力的信任。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Y县合作社考察发现,合作社组织信任总体水平不高,其中人际信任水平较高,系统信任水平较低;组织信任与农民的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均显著相关;合作社系统信任对农民参与意愿、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而人际信任无显著影响,合作社组织信任结构由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转变。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层面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对江苏省3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43户成员的调查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合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参与合作中普遍缺乏投资入股、稳定惠顾和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强烈意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尚未形成稳定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内在机制;成员的合作认知水平、获得的合作收益及其满足程度、对管理层的信任程度、合作社盈余返还分配制度和社员股金制度是否健全以及成员在合作社中的某些角色差别,是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此外,合作社实行自由退出制度、家庭经营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大对成员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民主增进与社会信任提升：对农民合作社“意外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尽管农民合作社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其发挥经济功能,但其中蕴含的非经济作用也会在组织运行中"意外性"地显现出来。本文借鉴SCP分析范式,构建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黄淮海农区10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合作社能否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够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加入合作社会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普遍信任。具体而言,加入合作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民主参与概率提升2.90%,普遍信任评分提升4.34%。农民合作社具有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的作用。因此,要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发展从专业化、经济型向综合化、社会型转变,促其在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信任建构、制度变迁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一个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的策略与实践

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特殊信任,这被视作理性经济组织难以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特殊信任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之间的否定关系提出质疑,通过案例研究后发现:合作社在外部力量的参与下,被嵌入一个资源性结构中。这让领办合作社的能人受到环境软约束的影响,使其得以摆脱"人情困境",并培育出认同合作文化与组织理念的关键群体,进而为合作制度变迁提供源动力。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构建起的"利益—关系网络",能够让普通农民在频繁交易与重复博弈中深化自身对合作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关系。由此,普通农民的信任特征就会不断从工具性与人际性的维度向价值性与制度性的维度演化。这能够促使普通农民在参与合作社的活动中逐渐从外围成员成长为核心成员,从而为合作社扩增成员规模创设条件,并为合作制度规范化建设提供稳定的支持力量。     

成员参与合作社治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73个苹果种植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成员参与合作社治理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四省25个合作社273户苹果种植户成员的调研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从成员参与行为特征、成员收益变化、成员与合作社信任关系和成员家庭经营特征与个人特征等方面探讨了影响成员参与合作社治理行为的因素。研究表明,成员加入合作社后收益的提高、契约关系的建立和较高的成员身份有利于提高成员参与合作社治理的程度,并从完善成员参与合作社治理机制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合作社社员信任行为实证分析——基于鲁陕两省672名苹果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

信任不仅是合作行为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合作关系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对合作社而言,是否拥有较高的社员信任度直接决定了未来能否实现持久且稳定的发展。本文基于鲁陕两省672位社员调查数据就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总体不高,且情感信任低于认知信任;社员对合作社信任度高低主要是受合作社治理特征影响,其中互惠交易和组织声誉对社员认知信任具有明显提升功能,行为监督对社员情感信任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信息沟通和管理参与对不同维度的社员信任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社员特征和组织结构特征等若干因素中,文化程度、入社年限、种植面积和社员规模对社员信任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乡贤助力提升农户创业意愿了吗?——参与合作社与未参与合作社的差异

文章使用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21)的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乡贤助力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并对参与合作社与未参与合作社农户进行不同组别之间的分析。具体来说,“是否愿意创业”与“预期乡贤助力后是否愿意创业”分别用以评估分析横向现实农户创业意愿和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结果表明:乡贤助力对横向现实农户创业意愿与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提升,但不同组别的结论具有差异性。横向现实农户创业意愿方面,乡贤助力对参与合作社农户的创业意愿提升更大;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方面,乡贤助力对参与合作社农户的创业意愿的影响几近于无。由此反思,未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创业可持续性以及质量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应正确引导未参与合作社农户,使其切实感受合作社的积极作用,而如何破解参与合作社农户的发展困境以及提升其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是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普遍而关键的问题。     

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以鲁陕2省672位果农调查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成员从惠顾、投资、管理三个维度积极参与合作是合作社成功的基本条件,然而,成员参与程度低却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合作社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合作社成员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考察了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员对合作社利益分配、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持满意态度的比例总体偏低;个体特征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经营特征、组织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等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具有不同程度及方向的影响;积极的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以鲁陕2省672位果农调查为例

成员从惠顾、投资、管理三个维度积极参与合作是合作社成功的基本条件,然而,成员参与程度低却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合作社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合作社成员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考察了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员对合作社利益分配、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持满意态度的比例总体偏低;个体特征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经营特征、组织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等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具有不同程度及方向的影响;积极的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芬兰农民合作组织管理的分析与借鉴:影响农民参与组织管理因素研究

本文以作者在芬兰大规模的随机信件调查获得近200份有效数据为基础,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作为分析框架,从"人的因素"为主要视角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影响成员参与管理的重要因素如对管理者信任程度、对组织效率评价、成员教育程度等,成员对组织的态度和评价影响了他们参与合作组织管理的行为和参与意愿,以及成员的积极性和忠诚度.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5省580家合作社的问卷调查

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满意度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5省580家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交叉列表法、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ISM模型探讨了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结果显示: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满意度总体较高,14.83%的合作社表示"非常满意",51.38%的合作社表示"比较满意"。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满意度受成员收入、价格优势、销售渠道、标准化程度等15个因素影响。其中,成员收入、价格优势、销售渠道、配送能力、对接机会、信任程度直接正向影响合作社满意度;品牌培育、标准化程度、水电地使用、管理能力、税收优惠间接影响合作社满意度;政府扶持、信贷支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从根源上正向影响合作社满意度。因此,增强"农超对接"对接优势,优化对接环境,提高合作社对接能力,有助于提升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满意度。     

新形势下社员对专业合作社参与程度、合作行为与意愿分析——基于贵州省五个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基于贵州五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对当前农村扶贫新形势下合作社社员的参与程度、合作行为与意愿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多数合作社社员并非多数文献研究所述缺乏合作参与意识,相反,在合作社发展的十一年间,多数社员已具有一定程度参与观念,但社员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薄弱,加上外部资金与社员间实力差异的影响,合作社多数社员难以实现对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全程参与。在此背景下,合作社社员为促进组织持久发展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方式:核心社员的积极控社、普通社员的有限参与、实力雄厚社员的自我发展式参与等。     

农民合作社培训、社员认知与绿色生产意愿

[目的]基于四川省538份社员微观调查数据,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教育对社员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机制,并分析社员认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文章运用O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并利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1）合作社培训频度整体一般,提高培训次数,可显著提升社员绿色生产意愿。具体而言,合作社培训每增加1次,社员“非常愿意”参与绿色生产的概率提升3.6%。（2）合作社培训能够显著增强社员绿色生产认知,从而提升其绿色生产意愿,即社员认知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9.85%。（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年轻或者年老社员,合作社培训对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均正向显著。[结论]农民合作社培训教育对社员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显著,社员认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培训教育体系、多渠道全方位提升社员认知水平、持续增强社员参与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优化农业绿色生产的支撑保障机制等政策建议。     

组织认同、内部社会资本与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基于云南省263个合作社成员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云南省263个合作社成员的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合作社成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三个测量内部社会资本的观测变量对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认同的增强能够显著提高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年龄较大的成员、核心成员及入社年数较短的成员,时合作社的满意度更高。本文还利用组织规模的分细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稳健性。但是,通过比较J总体样本和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社会网络和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变量在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中对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较大规模分组样本回归果中,社会网络对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在较小期模分细样本回归结果中,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对合作社成员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信任、风险感知与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

基于"风险—信任"理论,构建了社员信任影响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的理论框架,利用陕西省75家果蔬类合作社350个社员的调研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社员信任对社员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和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社员信任对社员参与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社员信任的两个维度即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均正向影响社员参与程度;社员信任不仅直接影响社员参与行为,也通过社员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社员参与行为,社员信任度越高,越能够降低风险感知,进而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事务的参与度。     

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社意愿及行为分析——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例

基于北方农牧交错带辽宁省西北地区的199份林农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业经营特征、政策因素4个方面分析林业合作社林农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林农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主要有是否确权、种植年限、种植林种;影响林农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有是否确权、是否打工、种植林种、林业政策、林业收入占比;交叉分析显示有意愿参与林业合作社的林农中最终仅有32%的农户实现了参与行为;造成林农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林农对林业合作社的认知缺乏、林农所在村庄没有林业合作社、林农对林业合作社需求有限。     

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96户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为了解我国淡水养殖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养殖户广西壮族自治区96户养殖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的影响达到了90%的显著水平;是否了解合作社,养殖历史和养殖面积达到了95%的显著水平;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和政府是否积极引导合作社的建立达到了99%的显著水平,以上是影响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政府应加大对养殖户人力资本的投入并积极引导渔业合作社的建立,鼓励水产"大户"牵头创办专业合作社,鼓励养殖户加强交流与学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圈层结构”——从单点合作到多点合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人合性经济组织,成员间的互信、互利是其存续和发展的关键,而互助、互信的联接点,即本文所称合作点,体现了成员间合作的深度和广泛度。合作社的合作点是合作社联结成员的纽带,是合作社持续运行的基础,是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核心,是体现合作社本质特征的关键要素。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可以发现合作社从单点合作到多点合作,而且具有"圈层结构"的特征,同时合作社合作点存在虚实、密度、强度和弹性四个要素,不同圈层结构的合作点要素组合影响合作社本质特征。合作点的"圈层结构"可以印证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必然性,成员的异质性是合作社发展的动力源;合作社从单点合作到多点合作,使得合作社组织发展更加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354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3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