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政策框架、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对“双支柱”政策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搭配使用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削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该政策效果在国有银行和处于经济下行期的银行更好。跨境资本流动对“双支柱”政策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影响。跨境资本直接投资规模增大会削弱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对扩张性货币政策风险效应的治理效果,但跨境资本证券投资及其他金融投资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效果的影响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抑制银行信贷扩张及提高银行非利息收入渠道来削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这种协同调控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型和贷款型宏观审慎政策实现。该成果对科学设计“双支柱”政策框架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以此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吗?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21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力度更大。(2)信贷规模与同业负债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关系中承担着双重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提高银行信贷规模和降低同业负债双重渠道来增加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会减弱这一促进作用。(4)区分跨境资本类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证券投资渠道与其他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以FDI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助推效应更大。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以资本结构偏离为特征的杠杆率维度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跨境融资与企业外币借贷视角北大核心

在日益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离不开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双支柱调控框架理论在资本流动领域存在进一步应用的空间。文章通过构建以商业银行跨境融资及向企业进行外币贷款为特征的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论证了中国在面对跨境融资风险冲击时以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及其动态调整规则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论证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主要结论为:其一,商业银行跨境外币融资会增加国内企业外币贷款甚至本币贷款的风险且会在一定程度造成上本国产出和物价的波动。其二,正常性、奖励性、约束性三类不同强度的存款准备金利率有利于商业银行和国内企业应对跨境融资风险冲击,但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且存在向家庭部门外国债券投资传导不畅的弊端。其三,正常性、奖励性、约束性三类存款准备金利率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协调效应集中体现在提升经济的产出水平和降低物价方面,且对于调节国内企业的本币贷款成本具有积极意义。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因此,货币当局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动态调整功能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工具的多元组合协调效应,从而在规范商业银行经营的同时满足企业合理正常的本币与外币贷款融资需求。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俄罗斯金融体系风险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初探

近20年来,俄罗斯频繁发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特别是2008年和2014年金融账户逆差均超千亿美元。该文回顾了俄罗斯这两次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对其金融体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体系风险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出可能引发外汇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上升;跨境资本流出对金融体系冲击的强弱与前期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减弱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分析

本文从周期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模型和双重△CoVaR模型,探究跨境负债和资产的扩张或收缩对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银行部门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跨境负债波动的溢出效应强于跨境资产。第二,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风险实现以及大型银行的风险放大作用影响银行部门。特别地,股份制银行在受冲击和风险放大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跨境资本扩张带来的风险承担会显著提高未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实现水平。本文为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洗钱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学界缺乏洗钱行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路径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章以2005～2015年全球60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引入经济发展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洗钱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在洗钱风险高与洗钱吸引力强的国家流动更加频繁,经济发展在洗钱与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向效应关系中,中介效应分别为14. 98%和11. 39%。     

G20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分析美国、中国、日本、欧元区及英国等G20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影响美元指数的美国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将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基础货币总和与资本跨境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量化宽松政策对资本跨境流动尤其是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产生较强溢出效应。同时,发达经济体占据产业链高端而通过产业链条对国际贸易形成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过总量扩张、外汇储备资产积累及生产链条等渠道对大宗商品价格、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产生溢出效应。为此,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降低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     

国际资本流动和资产组合均衡模型：中国的实证

本文借鉴Kouri和Porter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资产组合模型，使用计量方法，考察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宏观经济变动，包括GDP增长、国际收支余额和国内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外资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外资流动，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大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资产泡沫调控有效性研究

大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国际流动性泛滥,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入中国催生资产泡沫.文章在梳理大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溢出渠道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建立跨国金融机构资金流动模型,分析不同渠道下的溢出效应,并通过反事实协方差矩阵估算溢出方式与程度.同时,进一步引入含有金融市场扭曲度的央行福利效用损失函数,分析在经济下行且资产价格...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分析

本文回顾了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文献,借鉴文献中的研究方法,从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及国际收支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资本管制面临的挑战。     

短期跨境资本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在全球"负利率"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不断下降,跨境资本大规模、聚集性流入流出已成为常态,容易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失衡,致使输入性风险跨市场传染。文章构建TVP-VAR模型,就2008年以来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对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短期跨境资本对汇率、股价和债券收益率的动态影响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受到监管新政及国际重大事件的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不同时期存在对短期跨境资本的"虹吸"和"互替"效应。最后文章提出审慎有序开放金融市场、完善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的国际监管合作等政策建议。     

完善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

从理论上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健全，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受到各种制约，导致货币政策效应低。只有不断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修正资本市场 功能定位，开辟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完善货币政策运作体系，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才会得以提高。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非法洗钱与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犯罪分子的洗钱手段日益隐蔽与复杂化,而金融开放导致了更加频繁自由的资本流动,洗钱与资本流动两者叠加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威胁.在此背景下研究洗钱与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有助于完善反洗钱与跨境资本监管,降低洗钱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文章基于中...     

中国资本流动的风险监管与风险预警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但资本频繁的跨境流动和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复杂化，也必然影响到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本文通过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的框架和体系的研究，对及早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提出相关研究建议。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将极大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和跨境资本流动。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和美国及其他经济体现实经济状况两个角度分析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景,认为这一政策是利弊权衡后的现实选择,但是退出的过程将充满风险。随着流动性的趋紧和美元利率的上升,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潜在的脆弱性有可能暴露,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为了应对可能的不利局面,中国应及早练好内功,增强抵御和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