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人数、家庭纯收入、对受益者是否产生影响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支付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年龄、家庭总人口、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是否了解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建议: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让受益者了解保护生态公益林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建立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     

基于CVM的厦门公共休闲环境非使用价值评估

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支付意愿调查,对厦门市公共休闲环境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评估运用SPSS16.0软件,采用卡方χ2和独立性检验技术对支付意愿及支付意愿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者的性别职业、文化和职业程度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而年龄、月收入和是否为厦门市居民等因素与支付意愿相关不显著;职业与支付意愿值显著相关,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是否为厦门市居民与支付意愿值极显著相关;2008年,厦门市公共休闲环境的非使用价值为0.65亿元,人均支付意愿中位值为41.5元/a,其中,存在价值为0.17亿元,生态价值为0.26亿元,社会价值为0.22亿元。     

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条件价值评估

针对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现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支付卡形式设计了374份调查问卷,调查了岷江流域居民对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WTP)。结果表明:岷江流域60.80%的居民家庭对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44.00元。按照岷江流域现有家庭数量计算,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是5 507.48×104元。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支付意愿与个人社会经济变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对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作了环境经济学解释。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证研究——以广东丹霞山为例

丹霞山是广东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研究丹霞山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及其补偿问题,对于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丹霞山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进行评估测算,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提出了保护丹霞山遗产地生态公益林的对策与建议。     

林农参与生态公益林管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林农既是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接受者,又是参与生态公益林管育的微观决策主体。文章基于江西省的753份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林农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理环境特征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等四个维度出发,利用二元Logit模型,经过三次配对后实证分析林农参与生态公益林管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中林农性别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影响显著,其余变量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满意度对林农参与愿意影响显著;生态公益林管育政策了解程度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有一般影响;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从发展生态公益林林下经济、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和生态公益林管育政策等方面提出政策性建议。     

伊犁地区野果林恢复的非市场价值评估

作者就恢复野果林生态问题对伊犁地区伊犁河谷农牧民进行了支付意愿调查。作者对是否有支付意愿问题用Logistic模型进行了估计并检验,结果发现户主收入、性别、教育程度、民族和家庭人口数对支付意愿发生比有显著作用;而且对影响支付意愿值大小因素进行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在不同显著水平下户主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有人外出打工和是否有家庭成员为党员干部等因素对意愿支付值的大小有显著影响。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非市场价值及居民支付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南京市为例,研究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及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条件价值法,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南京市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04087.92万元,单价为20760.59元/hm2;（2）57.76%市民和60.32%的农民家庭愿意为耕地非市场价值付费,支付意愿分别为208.33元/户•a和120.26元/户•a;（3）家庭收支水平、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受家庭支付能力及其在耕地非市场价值方面受到教育的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并不高。     

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对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保护、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促进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使用CVM设计调查问卷,利用山东省16个市464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并运用Probit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域居民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但大部分居民认为国家应该是补偿主体;受教育程度、工作优越性及收入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更高。     

淡水养殖系统环境损害成本的条件价值评估——以淀山湖水源保护区为例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但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本文利用CVM方法调查了淀山湖区域居民对水产养殖系统环境损害成本的支付意愿。分析结果表明,只有23.5%的居民对解决水产养殖造成的淀山湖生态环境损害存在支付意愿。利用单边界两分式问卷调查发现,对于水产养殖生态系统的环境污染治理的平均支付意愿为15.92元/人·年。据此计算,淀山湖周边三镇水产养殖系统的环境损害成本为每年276.7万元。居民治理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的支付意愿受收入、性别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福建省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经济损失的补偿标准接受意愿调研数据

文章根据大样本问卷调查和研究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对生态补偿标准接受意愿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生态公益林禁伐比例,其次是林龄;对生态补偿标准接受意愿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家庭劳动力。从单位面积补偿标准来看,林龄、家庭劳动力和生态公益林禁伐比例是福建省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接受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上述计量分析结果和样地经济损失测算结果,提出按照龄级分别制订生态补偿标准,成熟林、中龄林、幼龄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比例为112∶97∶74;分树种制订补偿标准,杉木、桉树、马尾松、阔叶树和木麻黄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比例为96∶115∶56∶74∶59;依据生态公益林保护等级制订补偿标准;根据生态公益林禁伐比例制订补偿标准等。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水质改良非市场价值评估——以滇池为例

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是水质改良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或水生态补偿决策必须考虑的难题之一。该文以滇池为例,通过选择卡和开放式问卷调查获得昆明市居民对滇池水污染的认识及对水质改良的支付意愿,利用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滇池水质改良的非市场价值,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对居民最大支付意愿的影响主要因素,其中将离散选择模型用于水质改良在国内尚属首次。结果表明,多数居民对水质水污染有较清晰好的认识,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家庭收入、目标水质、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对湖泊环境影响的认识等成正相关关系;居民户对四类水和三类水水质的支付意愿分别为每月42元/月和91元/月,或504元/年和1092元/年,分别占家庭年平均收入的011%和023%;因此,可以计算算得滇池目前的水质改良到IV类和III类的非市场价值分别是6 91996万元/年和1499 3亿元/年。研究具有以下意义：首先,非市场价值是水质改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估水质改良项目的经济可行性时应给予考虑;其次,在为水质改良项目进行公共融资时,应考虑到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并让居民更多地了解水质改良对湖泊生态的影响;最后,通过对环境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将弥补未定价稀缺性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研究结果可为水质改良项目可行性分析和生态补偿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城市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的支付意愿研究——以低碳猪肉为例

本文基于南京市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消费者对低碳猪肉的意愿支付水平,并且进一步分析影响消费者对低碳猪肉支付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碳猪肉的平均支付价格为18.95元(初始价格为15元),平均支付意愿为3.95元;低碳猪肉价格、消费者低碳农产品认知度、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均有显著影响。     

黑龙江国有林区生态公益林经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专职管护员的视角

利用黑龙江国有林区8个林业局268名专职管护员的调查数据,基于专职管护员视角,对专职管护员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认知因素、宣传因素以及激励机制等影响因素,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黑龙江国有林区专职管护员对生态公益林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有67.2%的专职管护员愿意继续对生态公益林进行经营。其中,专职管护员是否为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林业年平均收入、森林资源的保护程度、对公益林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环境保护宣传栏及标语、邀请专家对公益林生态政策讲解、年终考核单位和部门否决标准以及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是影响专职管护员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了推进生态公益林更好地发展,应积极对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和教育,科学合理地制定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以及建立适合专职管护员岗位的激励制度,从而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CVM调查的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选择条件价值评估法对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意愿调查,建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以此来分析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情况,得出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影响居民生态补偿的因素,计算生态补偿支付额度,并总结生态补偿的障碍。研究表明:在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生态补偿以及环境重要性的了解程度的变动,都会对居民生态补偿有所影响,而且计算得出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额度偏低,为357.04元/年,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林改后农户对集体公益林投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天保工程区武隆县、会理县和玉龙县为例

文章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与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林改后影响农户对集体公益林投入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总收入、家庭林业收入、户主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投入意愿的选择影响显著。提出完善公益林补偿机制、搞活公益林经营机制、加强公益林政策宣传、增加农户林业收入、促进公益林建设等建议。     

农户对农业信息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以河北省1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Logit模型对农户对农业信息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信息的支付意愿受到户主的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比重、对农业信息风险的承受能力、家庭人均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和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组织建设等相关政策建议。     

新疆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分析

[目的]研究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受偿意愿、受偿期望值以及影响受偿意愿的因素,以期为新疆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基于464户牧民的问卷调查,运用CVM估值法和二元Logistic方法进行研究。[结果] 78. 23%受访牧民具有受偿意愿,21. 77%牧民不具有受偿意愿。牧民禁牧受偿意愿为947. 10～1 210. 65元/hm2,草畜平衡奖励受偿意愿为508. 8～650. 40元/hm2。[结论]牧民的受偿意愿较高,受偿意愿值远远高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了解、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状况改善、政府对草原监管、受访牧民文化程度、拥有草原面积、家庭纯收入、饲养牲畜头数、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草原载畜量下降、补偿标准高低等。受访牧民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牧民生态保护受偿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Logit-ISM模型的污染企业周边农户环保支付意愿发生机制分析——以苏皖两省为例

污染企业周边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利益主体之一,其环保支付意愿对当地的环境保护状况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对苏皖两省33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和Logit-ISM模型,分析了污染企业周边农户的环保支付意愿及支付水平,探讨了农户环保支付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苏皖两地中有66.37%的农户有环保支付意愿,这些农户在环保方面的平均意愿支付水平为209.58元/年。第二,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程度以及亲戚朋友是否有环保支付意愿对农户的环保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距离污染企业的公里数和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对农户的环保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前述6个因素中,农户距离污染企业的公里数、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以及亲戚朋友是否有环保支付意愿是农户形成环保支付意愿的深层根源因素,这些深层根源因素通过影响家庭年收入和农户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程度,进而影响农户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这一农户形成环保支付意愿的直接驱动因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居民支付意愿研究——以江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为例

通过对世界银行贷款江西省农村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实际调研,分析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居民支付意愿现状,以及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影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应对之策,以稳定并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居民支付意愿,为污水处理项目的可持续运营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