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启示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孰为因果莫衷一是。通过对1956-2008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日本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与财政消费性支出均与经济增长长期内存在稳定的正向协整关系及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格兰杰因,而财政支出无论是投资性还是消费性支出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从这一结论出发,我国应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要控制规模、优化结构、确保质量、提高效益。     

税收、政府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9-2004年数据为基础, 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的分析框架, 研究了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政府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本文采用Barro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讨论最优税收结构的框架,分析经济增长中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模型的结果表明,当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时,各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等于该项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力贡献与财政总支出的边际生产力贡献之比.同时,通过运用我国1980～2000年之间的各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社会文教支出和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研究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地方财政政策呈现出弱可持续性,各地区财政收支关系的断点位置表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关系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国财政收支关系符合"财政同步假说",但不同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我国的30个地区中,有13个地区符合"财政同步假说",10个地区与"税收—支出假说"相符,4个地区支持"支出—税收假说",3个地区"机构分离假说"成立.因此,不同区域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应针对财政失衡采取差异化策略,以促进财政收支趋于长期均衡.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划分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通过构建适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特征的理论模型,运用199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投资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还没有脱离"生产性财政"的窠臼,财政支出结构僵化,财政支出职能的缺位和越位同时并存。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于中国而言,增加政府的经常性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增加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妨碍经济增长,且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还没有达到最优状况,经常性项目支出太少,资本性项目上支出太多。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

本文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数据本身隐含信息进行内分组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来检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并进一步拓展了Armey曲线推论。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所描绘的非线性效应,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最优规模为9.32%,财政支出最优结构为1.643,并且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都在最优值两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相比而言,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的转换速度似乎更快。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需要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

文章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收负担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税收负担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对经济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收负担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但在考虑到财政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遵循同样的分析思路,文章还通过对巴罗模型的扩展计算了我国现阶段最适的税收负担水平.通过计算得出当前我国中口径的税收水平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大致为18.6%,但考虑到政府支出的作用后,中口径的税负水平上升至20.3%左右.     

财政纵向失衡、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释放体制红利是助推地方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增进的关键所在。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继而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将财政纵向失衡、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实证探究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而后通过进一步标准化回归估计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不仅通过直接作用渠道显著降低经济增长,还通过作用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财政支出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相比具有更重要的一面,它可以在不改变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出我国的财政投资已超过最优规模,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     

财政支出、税收与经济增长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ffect of fiscal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in an AK model with endogenous labor supply.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ould affect the long-run growth rate through their effect on households’ labor-leisure choice, saving-consuming choi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GDP. Barro’s (1990) plausible result that the growth rate and the income tax rate have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does not always hold.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1997 to 2007, we investigate the link between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ductive expenditure does not alway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and its effect exhib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an excess amount of the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in China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may be too low.     

我国政府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经验分析

文章用我国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度量政府支出,计算出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作为我国财政政策变动的代理变量,用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度量人类发展状况.对数据整理后,形成政府支出增长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时间序列.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了政府支出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在借鉴其他学者对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1990-2003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变动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也不能相互解释,我国财政政策依然是以拉动经济增长为政策偏向的,考虑财政政策变动的时滞,发现其对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为负.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3)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对政府今后调整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定财政支出重点,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基于传统IS-LM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借助传统IS-LM模型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的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1)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整体平滑能力较低,平均只有6.35%,财政政策的平滑能力在经济波动的不同状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2)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平滑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财政购买性支出能平滑掉经济初始冲击的11.48%,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和收入政策整体上反而使经济波动上升近3%;(3)内生性检验表明,中国只有相机性支出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不仅如此,相机性支出政策的内外时滞都较短。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中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关键在于提高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不仅如此,对经济高涨时期政府财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也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5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构筑IS-LM模型,本文测算了我国的各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乘数,以量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对公司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显著影响公司会计业绩与股票报酬,但不同的经济政策对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不尽相同;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因素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和公司业绩相背离。本文的发现为诠释我国股市是否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Aid, Economic Reform, and Public Sector Fiscal Behavi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looks at interactions between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economic reform, and public sector fiscal behavior. It proposes a model of the public sector fiscal response to aid inflows, which allows for changes in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due to an exogenously imposed program of economic reform.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1960–99 time series data for the Philippines, which embarked on an IMF- and World Bank-fund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in 1980. Estimates of structural and reduced-form equations paint a dismal pictur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to, an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in, the Philippines so far as fiscal impacts are concerned. Bot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id inflows, and the presence of an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are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s in public fixed capital expenditure, decreases in taxation and other recurrent revenue, and decreases in public sector saving. Multilateral aid also appears to be highly fungible.     

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0—2005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80—2005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GDP的相关数据,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业GDP将增长0.308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差。因此,政府应在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同时,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