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金融开放能够促进跨境资本流动,也具有引发跨境资本流动失衡和波动性增加的风险,而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其金融开放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58个国家及地区1999-2016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研究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流出以及总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本身有可能造成跨境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失衡现象,并显著增加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风险,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失衡现象和波动性风险。因此,在扩大金融开放进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向和资本波动性变化,提高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匹配。     

全球金融风险冲击下的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迅速上升，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多重风险叠加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采用面板局部投影法，考察风险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发现杠杆率较高、金融市场摩擦较大、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会遭受更严重的负面冲击。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小国开放DSGE模型，详细分析全球金融风险冲击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杠杆率较高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使企业风险溢价上升幅度更大，对经济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资本流动顺周期性较强的新兴经济体，风险冲击会显著抬高国家主权风险溢价，使国内基准利率上升，放大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等手段，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新动态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开始出现新动态,跨境资本的流入与流出结构均发生变化。作为开放经济体,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不仅受到国内经济状况和企业财务运作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国际环境因素的冲击,使得跨境资本流动新动态下开始产生一些新风险。针对新趋势和新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本文采用PST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子账户、不同本币国际化程度的经济体和不同地区中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第一,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由促进转向抑制。第二,直接投资开放始终促进外汇储备积累,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上升,这一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开放度提高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上升使外汇储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三,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上升,国际货币发行主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使外汇储备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特征。非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和亚洲地区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储备的促进作用会降低,而其他地区经济体该作用表现为由促进转向抑制。因此,为优化外汇储备规模管理,中国应有效统筹资本账户开放、国内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障三者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有序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政治三种风险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确实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但在跨境资本流动的总量和细分层面上存在差异。其中,国家宏观经济风险主要对直接投资流出、其他投资流入产生影响,且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国家宏观金融风险对发达国家债权类其他投资流入及发展中国家其他投资流出和流入有影响;国家宏观政治风险对发达国家股权类组合投资流入和债权类组合投资流出以及发展中国家股权类直接投资流出和股权类组合投资流出产生影响。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如何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流动性囤积

本文根据2011-2022年中国21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现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探究金融科技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入强度、流出强度以及总流动强度的上升均显著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造成流动性负债向非流动性资产的转换出现阻滞,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投机性跨境资本;第二,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可以通过提高银行风险容忍度、降低银行信贷错配程度来缓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条件边际递增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新兴经济体主权债务货币错配演变及启示

鉴于历次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积极发展本币债券市场与发行本币计价国际债券，以降低主权债务货币错配程度，2013年之前国际投资机构持有的新兴经济体本币政府债券占比总体不断上升，但近十年来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一趋势基本停滞。因此，一方面，与21世纪初相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原罪”约束显著缓解，本国国际债务实际偿还负担变动对汇率波动负面效应的敏感度下降；另一方面，货币错配风险从新兴经济体政府部门转移至国际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变得更敏感，新兴经济体外部金融风险模式从“原罪”向“新形态原罪”转变。这给新兴经济体和我国的宏观管理政策带来了启示：一是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国内投资者基础，有助于对冲因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对本国货币金融环境的负面冲击；二是适度发展本国汇率衍生品市场并开放国际投资机构参与，有助于稳定从汇率波动到国际资本流动顺周期波动的传导。     

金融周期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时变效应及监测预警研究

本文将美元周期纳入中国金融周期测算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评价,并运用TVP-VAR模型分析金融周期不同阶段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时变性,同时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模型。研究表明:(1)2005年1月至2019年4月中国金融发展呈现三个周期;(2)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具有一致性,金融周期上行有利于跨境资本流入,而金融周期下行则可能引发跨境资本流出;(3)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呈现倒"U"特征,伴随金融周期指数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净流动先上升后下降,且三次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4)纳入金融周期后的监测预警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为有效应对顺周期金融风险,需建立逆周期管理机制。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对资本项下人民币业务开展中的问题探究

<正>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从经常项下向资本项下的逐步推开,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量不断增加,而对规范人民币跨境流动尤其是资本项下人民币流动相应政策法规相对滞后,成为当前影响跨境人民币结算有效监管、防范资本流动风险、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现实问题,有必要应引起重视并加以完善。一、目前资本项目人民币业务开展的主要政策框架(一)直接投资1、流出:《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09]30号)、《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汇发[2010]31号)均未对资本项下以人民币对外投资做出说明。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1号)对境内机构对外以人民币方式投资做出了规定,因此境外直接投资对机构放开,而个人以人民币对外投资仍     

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

本文探讨了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提升国内金融体系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通过构建两期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得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联动性的结论，并利用1997—2020年53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基于逆倾向得分回归检验了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并降低资产价格联动性，在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外汇储备更多的经济体，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更好。此外，使用包含强度信息的LTV工具的估算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在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减轻外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