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经验做法及启示

数字金融具有改变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潜力.印度通过开发一种"印度堆栈"的技术来提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的关键在于一是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作为公共设施提供,二是开放访问基础设施鼓励私有创新,三是通过监管框架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四是要求在个人同意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来为个人赋能.印度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经验值得各个发...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研究

城镇居民高质量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模式，可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助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就业质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三个特征，分别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个维度间接提升就业质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区域差异，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靶向性，助力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以及技术水平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优点;其次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数字普惠金融的信息安全、征信体制以及监管问题;最后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用户的信息安全意识、建立完整的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制以及对数字普惠金融展开全面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模式探索与困境化解——基于北川县实践

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融合应用,为解决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新路径。北川羌族自治县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支付普惠、融资普惠、渠道普惠和信用普惠等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但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可从树立负责任的金融理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能力、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利益相关者合作等方面加以化解。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为深入推进金融普惠和贫困减缓提供了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优势可突破传统金融扶贫的现实难点,在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基础上,有效破解金融扶贫的双重目标矛盾,将更多贫弱群体纳入精准画像目标,有效提升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形成必须与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相联结,运用数字技术将普惠金融资源有效嵌入地方特色产业链条,进而构建基于市场化机制的数字产业链金融减贫模式,促使参与金融扶贫的主体从分散单体向链式团体转变,从而提升金融扶贫风险的可控性。为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模式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优势,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要加强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贫困地区数字金融服务环境,强化贫困户的数字金融能力建设,夯实数字普惠金融扶贫产业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调查

本文采用江苏、山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的机制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创业者的金融能力、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实现增收,但需要克服个人数据安全风险、贷款额度低利率高、金融产品种类少等障碍因素,因此,需要加大农民金融教育、提高农民金融能力,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普惠水平,以及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开发创业金融产品等,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引领金融发展新航向

2016年9月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及升级版《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倡导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新时期金融发展指明了新航向. 数字普惠金融强调对数字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设备等的利用.数字技术在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深化金融服务的渗透率三个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必将使普惠金融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迈进,并将引领数字经济全面、加速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共促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应用,在降低普惠金融从业机构运营成本、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满足疫情期间“非接触式”金融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并针对性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DEA-Tobit模型的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信贷效率影响研究——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

数字化对普惠金融的赋能极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便捷性和延展性。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工具，其对绿色资金的配置及市场定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动绿色信贷发展，本文以建设银行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至2021年的数据，首先通过DEA-Malmquist模型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CH）作为衡量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指标，后通过熵值法构建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最后以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构建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的提升，但影响程度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测度、结果分析与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已基本形成政府和业界“双轮强驱动的中国发展模式”，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区域间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网商银行的业务数据和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1年全国1 766个县（县级市、旗）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五年间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回归常态化增长。不同区域和各省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但差距有所缩小。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未来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并增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人口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加强金融教育和金融健康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探索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兴则乡村兴。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科技优势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完善服务网络、降低服务成本。近年来，我国围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进行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但当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仍面临一些挑战，未来应推动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消费者金融素养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数字化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