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以“数”谋“盈”：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信息效应”和“融资效应”,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其作用机制在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从异质性视角来看,“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均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低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显著。企业应该坚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增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以谋求持续稳定的收益。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参与碳交易能够提升ESG表现吗？——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将公众利益融于企业价值体系中,通过引导企业遵守社会规范、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对ESG表现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DID模型,检验企业参与碳交易对其ESG表现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交易对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CFO兼任董事或企业所在地区碳市场流动性更高时,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与高排放行业相比,其他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参与碳交易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研究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对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我国2015—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创业导向—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这一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创业导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来促进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导向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路径机制,对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影响的研究综述

近两年来，国内外掀起了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的潮流。现有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塑造组织韧性的重要前置因素。基于文献综述，首先进行了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分析整理，其次归类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作用，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塑造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直接作用，且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推动双元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加强知识管理来进行组织韧性的塑造。     

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规模较小以及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基于此，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国企治理中的赋能效应，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督协同路径，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研究——基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分析

当前学术界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未形成一致结论,可能的原因是忽略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影响的差异性。据此选取A股2094家上市公司2015—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分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通过构建OLS模型和门槛模型,进一步探析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市场绩效;但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市场价值更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企业财务绩效下降,但随着转型逐渐深入,财务绩效开始上升;并且管理运营成本对这一“U”型关系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即随企业内外部渡过转型磨合期,管理运营成本开始降低,企业财务绩效由下降转为上升。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碳排放通过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数字经济转型，而数字经济也通过影响碳排放的技术进步水平影响碳减排。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转型也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和GDP水平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