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家庭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消除妇女儿童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实施积极的教育反贫战略,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县云山乡为例

贫困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围绕“精准扶贫”,可以采取三大对策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一是精准界定扶贫职责;二是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三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分析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老弱病残身体、家庭状况和能力等自身原因,此外还有劳动寻求不足和再就业机会缺失、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性贫困、社会资本缺乏、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等原因。     

农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农民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以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为例

造成落后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社会因素。单一的财政扶贫政策难以使农村落后地区脱贫,要消除贫困必须深入分析农村贫困的成因。基于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剖析了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了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的影响机理,提出了缓解、消除农村贫困的具体对策。     

我国农村老年贫困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文章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与反老年贫困的对策问题。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发生了"断裂"。文章采取了过程与行动的分析框架,从过程的视角分析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多元成因,既有正式制度的缺失与排斥又有非正式网络的缺乏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原因,还有家庭与个人方面的原因。从行动的视角看反老年贫困的实践,提出了从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不同层面协调起来共同化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城市居民贫困标准的一种评判与监测方法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子系统和家庭经济环境子系统的评价因素体系来具体描述导致城市居民贫困的各种不同成因,从中删选出核心指标;然后在评价因素体系基础上运用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等探讨贫困标准的测算,由此界定城市贫困阶层范围。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什么样的农户更容易贫困——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研究

文章以全国191个贫困村3101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不同类型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使用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类型与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当前建档立卡的识别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错漏。从家庭结构的特征来看,家庭结构为单身或夫妇、单亲与孩子、四代同堂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不同子女数量的二代家庭的多维贫困差异并不明显,子女数量并不必然导致家庭陷入多维贫困。此外,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标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需要提供基于家庭结构差异的多元化识别和帮扶措施。     

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现状及政策研究

自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实施以来,儿童尤其是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但其儿童贫困问题却远远比其他发达国家严重的多.美国对儿童贫困的官方界定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已经严重不符合美国现实情况.基于此美国采用200%的贫困,即低收入来统计美国实际贫困儿童数量.研究表明,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不断增加,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提出了解决当前儿童贫困的政策建议.     

长期贫困、代际转移与家庭津贴

长期贫困的重要特征是贫困经常从上一代转移到子女身上.儿童时期的贫困体验对个体未来的经济获得有着持久性影响.要阻止贫困代际转移,有效的工具是实行家庭津贴政策.发达国家不同家庭津贴的效率表明,普惠型优于补缺型,服务供给优于现金转移,服务的公共供给优于私人供给.因此,实行服务偏向、公共供给为主的普惠型家庭津贴政策是我国减少儿童贫困,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高校贫困大学生思想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各种外来思想冲击着传统思想。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复杂的社会，人们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问题。高校贫困大学生也一样。高校贫困大学生存在诸多的思想心理问题，如价值观问题、人格缺陷、自我意识偏差等。而这些问题产生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通过对高校贫困大学生这一改革开放产生物进行原因分析，发现高校贫困大学生的思想心理问题产生有五大主要原因：社会原因、环境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和个体原因。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中心城区建设转型期低收入家庭致贫原因分析——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文章利用深圳市福田区城市住户调查及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中心城区建设转型期低收入家庭致贫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家庭负担系数重、知识与技能储备不足、思想观念禁锢、社会资源欠缺等是导致低收入家庭贫困的主要特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造成低技能人员失业、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不公、物价上涨等因素是低收入家庭贫困的社会原因,并对增加低收入家庭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妇女儿童的贫困现状及解困对策

城市贫困中妇女儿童是贫困的主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贫困对妇女儿童自身发展及社会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尤其可怕的是贫困的代际传递,已成为许多国家无法解决的痼疾。西方国家的解决对策是建立以妇女儿童为主的家庭津贴制度,时至今日,其利弊都已彰显。普适性的家庭津贴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选择性的建立低收入妇女津贴和老年妇女津贴,建立儿童健康保障制度,不失为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方法,同时完善教育救助制度,提高城市贫困妇女儿童的生活质量,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妇女儿童能够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互联网进村的减贫效果评估及其机制分析——基于农村电商创业热潮的背景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电商经济正成为助力精准扶贫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进村对农村居民家庭贫困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农村家庭创业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国家贫困线还是国际贫困线作为判断贫困与否的标准,互联网进村都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并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研究还发现,家庭创业在互联网脱贫中起到中介机制,在电商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农业"的热潮带动了农村家庭创业,推动了农村家庭脱贫。     

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城市贫困问题,这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辽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的现状是:城市贫困人口数量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均需提高。导致辽宁城市贫困的原因既有个人及家庭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为了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完善省市两级贫困人口大数据平台;建立需求导向的分类培训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社会及自立性救助体系。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

贫困范式可以分为四类：收入贫困范式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该状态下，个人或家庭领先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力贫困范式声称，贫困的真正含义是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脆弱性范式强调穷人易于暴露在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下，以及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社会排斥范式则认为社会排斥能导致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失败，因而构成了贫困的重要方面。贫困范式的发展为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