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环境社会学于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诞生,与早期美国环境社会学家的努力密不可分.卡顿和邓拉普对“环境社会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区分了“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并提出了“新生态范式”,为环境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的显性分支学科奠定了基础.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诸如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都为环境社会学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起源.从环境问题产生的系统原因,环境问题造成的社会后果,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反应等三个方面可以把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分为九个方面.美国环境社会学的起源及其主要研究方向对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从文献角度解读我国环境正义研究的主题、观点与局限

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和环境正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各学科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环境与环境正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在我国.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新领域,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局限性,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展研究和实践.     

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

为什么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或与国有经济在过去20年中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在转型经济中,大规模的民营化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与条件下实施?该文提供了一个在市场与政府制度环境不完善情况下(特别是转型经济中)决定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对预测如何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生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路.文中论证了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将会给出不同的最优所有权安排(民有、集体或国家所有权安排).文章表明只有当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     

生态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基于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生态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供激励创新政策工具并已开展实践探索的现实背景,从区分各省不同的激励方式入手,采用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样本数据,在构建地方政府响应函数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出这项制度创新对城市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1)“奖励型”和“惩罚型”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效果,前者有助于提升环境投入,后者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此外,采取直接筹资和一般性拨款对激励效果也具有促进作用.(2)地区间恶性环境竞争、高污染行业比重过大和地方财政能力不足都会阻碍制度效果的产生,其负面效应甚至可能超过生态转移支付的正面作用.这说明现行体制限制了生态转移支付激励作用的发挥.(3)目标协调和制度设计是提高激励效果的关键,目标协调应以扩大地方政府生态服务职能和弱化“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动机为先导,制度设计应以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为根本.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三废”为研究对象,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为基础,通过比较新旧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构建了能较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对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所涉及的和经济增长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依据此关系给出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试论环境管理中经济手段的固有局限性

环境管理手段的经济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我国也正在加紧进行环境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改进.但无论何种经济手段,都有其固有的作为经济手段并受制于环境问题特殊性而存在的局限性.如受目标的不确定、资源可替代以及不可逆等因素的制约,并存在着市场失灵以及政府自身失灵而导致的干预失效等问题.在当前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应当对环境经济手段固有局限性保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以确保其有效制定和推行.     

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 089家上市公司共5 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影响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外贸与环境政策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体现了一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本文以1990～2005年我国工业污染的数据为基础,描绘出我国EKC是"N"字型波浪式上升的,阐述了产生这一特点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影响因素,肯定了政府的环保政策对于环境恶化的控制效果,但认为政府的直接干预只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外部手段,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