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化"制度安排:有效解决中国金融制度超额供给的合理方案

中国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并体现为一系列发展悖论。这些悖论本质上是金融制度超额供给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减少制度的超额供给，其政策含义就是要求金融制度安排实现“低级化”，回到似乎更为原始、初级的形式和阶段中去，并减少在某些“高端领域”的金融供给，从而使金融发展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使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恢复平衡。这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业要在“倒退”的基础上实现“发展”。     

探究中国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悖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微观层面企业业绩的逐年滑坡，这一近乎“悖论”的难解之迷——“千古悬案”，为何出现？曾让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有人怀疑GDP的统计数据有水份。但如果GDP真有水份，又何缘百尺高楼如雨后春笋，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呢？我们权且搁置“GDP水分说”，本文以GDP统计数据基本真实为假设，同样能破解上述“悖论”，证明我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并进一步挖掘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并由此警示人们，不要为表面的繁荣冲昏了头脑，在中国经济目前增长机制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如不及时解决，将后患无穷。     

固定汇率与独立货币政策或可兼得

通常认为资本自由流、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是不能兼得的，这就是所谓“三元悖论”。但事实上，理论推导中隐含了金融资产之间能完全替代的一些制度约束。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做一些安排，使得各金融资产间不能完全替代，那么，三元悖论就有可能被打破。     

对“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的思考

文章首先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说明了“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难以成立；然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股东和债权人是否希望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最后，对所谓“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     

信用档案:财富"根"的呵护

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曾说过:“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却在于对人的信任。‘诚信’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非物质的第三要素’。”一位美国商人说:“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并非赔本

有一次．法国法兰西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从巴黎起飞，飞往德国汉堡。航程过半．飞机就突然在一个小机场降落了。乘客们疑惑不解，以为出了什么事故，就向空姐打听。空姐极礼貌地解释说：“这是飞机中途加油。因为今天机上人员超重了。起飞时卸下了一部分燃油。”乘客们环顾机仓，果然坐着几个巨胖乘客，因为有了这几位巨人，飞机超重了。     

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数字技术能否促进中小银行生产率提升,认为信息技术无法产生明显生产率效应的“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于数字技术情境下的中小银行之中,本文以254家中小银行2011—2020年的经营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了上述问题。本文认为,“索洛悖论”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前期,难以实现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赋能作用,这与“索洛悖论”相一致;但当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跨越门槛值后,数字化转型将对中小银行产生明显的红利效应,突破了“索洛悖论”的束缚。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前期未构建完善的数字技术互补体系。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完善的治理与决策机制是激发数字技术红利效应的边界条件。从宏观角度来看,强化金融监管不仅可以加快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生产率的赋能作用,而且会放大其影响效应。     

对新古典经济学技术选择“悖论”的理论反思

“适度技术”的观念一直统治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选择观点，适度技术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结论。但“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移”使新古典的技术选择发生了“悖论”，这一悖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在不少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先进技术”而不是“适度技术”进行盈利，关键是国家要积极鼓励和倡导，因此，国家（即宏观层面）不能局限于“适度技术”，对“适度技术”的利用与否要让企业自身去取舍，而国家应该积极鼓励创新和先进技术的使用，创造一个适合于“先进技术”发展的环境，以便抓住良机尽快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准。     

评级市场的声誉机制及对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启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信用危机激发了社会对“信用评级悖论”的关注.声誉溢价模型与美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史说明了声誉机制对破解“信用评级悖论”、促进信用评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由于竞争过度、评级方法不透明、声誉信号传递不通畅和付费方式的影响,我国评级市场声誉机制难以发挥其作用.因此,应改革现有的信用评级体系...     

伏尔泰与卢梭：两个死对头

在法兰西．伏尔泰（1694-1778）与卢梭（1712-1778）各自的伟大毫无疑问。他们共同活动的时期是被称为“启蒙时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死于同一年．死后又先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仅咫尺。他们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然而，伏尔泰与卢梭生前却是冤家对头．互相攻击，至死不休。     

全球避险情绪与资本流动——“二元悖论”成因探析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新因素和新机制不断涌现,以“三元悖论”为代表的传统开放经济分析框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近期,国际上有学者结合现实观察提出了“二元悖论”的新观点,即只要存在资本自由流动,一国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自主有效,而与该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无关。为阐明“二元悖论”背后的经济学机理,我们构建并推导融入全球避险情绪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而提出了一个有关“二元悖论”成因的理论假说: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可能削弱国内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特别地,当全球避险情绪导致的风险溢价影响超过国内货币扩张程度时,货币政策甚至可能完全失效。随后,我们建立了以浮动汇率国家为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     

质疑“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兼与翟泰丰、崔伟华两先生商榷

最近《社会科学报》在第930期上发表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争论再起波澜”的几篇探讨性的章，其中关柏春先生所撰写的“劳动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一(以下称“关”)提出了一个颇有理论深度的问题：为了鼓励劳动积极参与投资，从而提出了正如其章题目的见解，即“劳动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的结论，这个论点能成立吗?他所提出的论据，即因为劳动的投资在“本质上提高了劳动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的结果。从而就证明了其所得收入是一种与直接劳动收入不同的，“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从属于劳动收入性质的，具有劳动收入性质”的结论，这个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联系是必然和唯一的吗?不是的!我们认为关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是概念理解不当；第二、形成了一种逻辑悖论；第三、适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的研究方法中的思维模式。因而其得出的结论是偏颇的，完全不能达到作提出的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许多新情况”而科学地“认识到劳动本身投资的意义”，相反会造成一些理论混乱和误导。     

浅议UCP600规则下的议付

“议付”（Negotiation）作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及一种最常用的融资方式，对于银行界而言，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其“熟悉”，是因它频繁地发生于银行和企业的日常往来中，许多工作人员对其早已是耳熟能详说其“陌生”，是因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议付”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甚至还存在一些偏差，与“议付”有关的争议和纠纷时有发生。     

从证券投资收益结构看中国A股的“股价悖论”

中国A股股价与经济发展趋势的背离即“股价悖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近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股票投资收益成为影响投资者参与投资动机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A股市场投资收益结构中,主要以资本利得为主而与股票红利关联不大。这种投资收益结构不均衡是造成“股价悖论”的原因,而不均衡又源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及投资者投资动机的投机化。     

人民币套息交易与“三元悖论”理论框架——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TVP-VAR模型分析人民币套息交易对中国对外开放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重点考察套息交易的规模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研究发现:未引入套息交易的三变量模型表明,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改革前后,中国对外开放货币政策框架呈现出从“三元悖论”逐渐趋向于“2.5元悖论”的现象;引入套息交易的四变量模型表明,中短期内该政策框架符合“二元悖论”特征,且套息交易规模的增大会显著降低货币政策独立性,而长期内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证券投资项目的开放程度越高,套息交易规模越大,且货币政策独立性程度越低。     

话说“极少数”

一些媒体在批评腐败现象时，总忘不了说“极少数人”、“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极个别人”、“极个别地方”之类词语，似乎不这样说，便夸大了阴暗面，抹煞了光明面。而实际上，不管实际情形怎样，一律称“极少数”，同样是不实事求是的。　　“极”是个副词，经常用为表示程度，与“最”的意思差不多，与“少数”搭配，表示数量的最小值。那么所谓“极少数”该是不大于、不多于“1”吧。说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中只有“1”个腐败分子，那是谁也不以为然的。或曰，你这人太死脑筋，“极少数”只是极言其少而已，并非确指，意在说明绝大多数…     

再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合同吗？——与郑毛波、邹海林等商榷

再保险，又称“分保”，是指：“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分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而再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以其承担的保险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为保险标的，向其他保险人转保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又称为“分保合同”。由于保险法没有明规定再保险合同的性质，所以对其性质一度成为保险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曾经出现过“合伙合同说”，“原保险合同继承说”，“财产损失保险合同说”和“财产保险合同之责任保险合同说”（以下简称“责任保险合同说”）等等，并最终是以我国台湾地区的郑玉波和大陆地区的学邹海林、樊启荣先生等主张的“责任保险合同说”占据了我国法学界主流地位。     

有感于“海归”人“倒戈”外资银行员

据报道，某中资银行以优越条件引进了一“海外归国”博士。该员到位后潜心工作，成绩斐然．无暇与人闲唠嬉笑，谁知日子长了非议丛生。有说其“不合群”的。有说其“清高”的，等等。最令他伤心的是。主管者也苟同非议，叫他要“注意”云云。无奈。“金凤凰”被迫“飞”到了一外资银行．并委以高任。临走时，他叹道：“不怕辛苦，只怕‘心’苦”。     

我国证券基金流动性悖论及其成因研究

本文首先可从流动性内涵入手，进而引出流动性风险及其悖论等相关范畴；接着从多个视角，如流动性溢价与流动性折价、名义流动性与实际流动性．个别流动性与整体流动性、短期流动性与长期流动性等，指出其主要悖论井分析其表现形式；最后对证券基金所隐含的挤出效应、渗漏效应、空转效应、凝固效应及其传导机制避行深入剖析。     

基于“三元悖论”视角 探析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目前,“三元悖论”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国际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论断。本文从“三元悖论”视角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汇率稳定及资本管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