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对于地区间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传统经济理论主要从要素、技术和制度等层次去解释,本文则尝试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中寻找国富国穷和地区兴衰的根源。文化并非生产中的直接投入要素,它通过影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绩效。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条件趋同模型,可以初步构建在理论上连接文化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19世纪和20世纪末儒家文化地区与新教文化地区的经济绩效比较,为文化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

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逻辑框架,阐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主要结论如下:(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四个转向":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2)与"四个转向"相对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转体现为"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上述结果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转型,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总结性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定论的观点。     

经济增长与依德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制度经济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增长,道德内生的经济模型、经济增长中的道德均衡、道德生命周期和道德滞后进行了探讨,从而揭示出依德治国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口号,更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     

物流体系创新——从行政区域组织到经济区域组织

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使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分配向市场调节转化，但是，在这种表层变革的范围内，市场化只起到破的作用，其中立的内容还远远不够。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流通改革的要求，我们应该以经济区域组织各类物流配送中心，形成一个物流网络体系。在这个网络体系中，应该做到大型物流中心与区域性配送中心相衔接，综合性达中心与专业性配送中心相配套，社会化物流配送中心与企业内部配送中心相结合。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     

经济增长与依德治国：一个分析框架

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制度经济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增长,道德内生的经济模型,经济增长中的道德均衡,道德生命周期和道德滞后进行了探讨,从而揭示出依德治国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口号,更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     

制度变迁与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动力研究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上世纪80年代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农民、政府和企业三者的共同需求诱致的一次新的制度变迁。由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原因的理论解释,可以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存在内外动力,而这也正是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动力所在。     

信息产品的共享及其组织方式：一个经济分析

本通过引入一个现实案例（Napster)来讨论信息产品的共享问题，首先，我们解释了信息产品共享产生的原因；然后，我们对此进行了福利分析，并证明：如果信息产品的共享采取俱乐部这种组织方式，不仅消费的福利水平可以得到提高，生产同样也有向市场提供市场产品的激励，换言之，帕雷托意义上的效率改进是可能的。     

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基于经济转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源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和源于政治集权的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的结合,使得我国银行在各地区分别积累起了因经济周期、金融财政化及政策干预等原因而导致的巨额不良资产,从而使得这些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特征.因此,要阻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不能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改革财政分权制度,完善分税制,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基本框架

教育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考察教育的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公平与效率、供给与需求、规模与结构、竞争与垄断、成本与收益等概念等作为分析工具,可构建一个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能为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

贸易的知识扩散效应和贸易竞争的资源配置效应是长期内产业内贸易影响增长的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本文将包含贸易知识扩散程度参数的人力资本积累函数引入Bucci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把模型拓展到开放经济环境,在动态贸易均衡中考察这两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的知识扩散效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贸易竞争效应使人力资本更多地配置到低效率的非竞争性部门,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知识扩散效应和贸易竞争效应的影响程度的相对大小比较结果。     

网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及其经济优势

网络组织是现代企业参与竞争常常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传统的竞争法则已逐渐被合作所取代. 在系统分析网络组织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应用经济学理论对网络组织进行探源,并结合演化增长理论对网络组织的经济优势进行分析,得出了网络租金的来源.     

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比较——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即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其中跨国并购已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对外投资方式而受到更多跨国公司的青睐。可以证明，当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足够高时，跨国并购就一定会发生。由于各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竞争性竞价，国内资产的地提升到高于或大大高于其内在价值的高价。同样可以证明，跨国并购会提高目标企业的股票价格，而对并购企业的股价影响是不确定的。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浅析

不同的组织 ,有着不同的规则集合 ,也就形成为不同的博弈结构。因此 ,组织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对象。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家庭组织、自治组织、国家组织、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指出从这五类组织相互渗透到彼此规范是中国农村必经的制度变迁。随着这一轮制度变迁带动的经济发展 ,这五类组织将在中国农村长期并存 ,实现优势互补。     

企业组织的经济学解读

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究全信息假设的局限性,来说明企业组织产生及存在的原因,并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中的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解释企业组织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产生与发展.提出了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组织的六种非价格机制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的交易协调方式,以及对信息的不同需求是决定选择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组织非价格机制等不同协调机制的根本原因,通过组织形式和相关作用力的综合五边形分析了组织形式的可能发展空间和中间性组织形式的发展,说明了各种经济组织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交易过程中的信息问题而产生的.     

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一个经济分析框架

国家援助作为欧盟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尽管国家援助的实施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国家援助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尚未明确.本文从政府竞争所产生的外部性入手,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分析框架,通过菜单式拍卖模型,解释政府和企业在相互博弈中各自决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论述了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金融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演化博弈框架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经济金融化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金融化的本质在于资本积累演变为资本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而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增殖的过程,进而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非金融主体与金融主体之间从普通经济关系到金融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经济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表现为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金融企业则关注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并将普通家庭纳入其体系使之成为新的利润源泉,而普通家庭则被迫接受强势经济主体的二次分利,这些关系的变化将导致一国经济的金融化乃至金融危机。(2)经济发展状态取决于金融主体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非金融主体行为起主导性作用。在既定假设下,当非金融主体仅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既可以促使一国经济走向新的稳定状态也可促使其走向崩溃;当非金融主体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和分利技术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经济可以实现演化稳定状态。(3)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有三个层面的影响：一是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促进经济主体自身在短期内实现高额资本积累;二是金融主体的分利行为与非金融主体的生产行为经常呈现对立的经济关系并容易被激化;三是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矛盾激化而陷入危机。因此,深入理解经济金融化问题的本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对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成本-收益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它所带来的收益主要来自节约交易成本的收益、规模经济收益、技术进步收益、一体化经营收益、减少不确定性及规避市场风险的收益和维护经济地位的收益,而其成本则包括融资成本和制度成本。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组织创新才会发生。因此,只有不断降低组织创新的预期成本,才能形成合作组织广泛产生和蓬勃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