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空间”和“动力”双重因素分解

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研究了1978-2009年中国31个省份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以1990年和2003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先缩减、后扩大、再缩减的"N"型变动趋势。在空间意义上,组内差距对地区差距变动的贡献度从77.49%降至39.20%,而组间差距的贡献度则从22.51%增至60.80%,组间差距越来越取代组内差距而成为地区差距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在动力意义上,1978-2009年,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对地区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70.00%、18.72%和11.28%,资本产出比是引致地区差距变动的关键性因素,但1990年之后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的贡献度逐步上升。在不同时段,导致地区差距变动的"空间"因素和"动力"因素具有差异性,这导源于我国体制转轨的渐进特征以及要素供求的持续转变。基于上述结论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分解:趋势及解释

本文基于Theil指数二阶嵌套分解,利用1978-2009年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波动特征,城乡收入差距对Theil T和Theil L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75.31%和73.89%,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对Theil T变动和Theil L变动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84.19%和75.33%。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步入拐点的人均GDP分别为977.16和1012.74(1978=100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2006/2007年总体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开始步入"倒U型"曲线的拐点阶段。导致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结构转化偏差,这两者会在同方向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基于上述结论可以给出我国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政策含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再分析——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视角,通过构建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再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序排序为: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中资本流动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物质存量水平、财政支出力度。这些因素可解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93.1%。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关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在这种经济结构下，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土地质量的下降，造成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从而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工业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工业规模的扩张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需要不断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因此，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二元经济逐步向现代经济转化。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促使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年龄较大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群组中表现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然而丈夫收入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大的家庭并不是丈夫收入增长最快的家庭。1995—2002年间丈夫收入仅仅解释了整体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12.87%,以及低收入家庭中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7.74%。与其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家庭收入提高从而家庭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不如说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所迫。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宏观机制分析——中国存在Kuznets倒“U”曲线吗

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决定城乡收入差别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程度、城乡劳动力负担差异程度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其中,城镇劳动力负担、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农村劳动力负担与城乡收入距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为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在继续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现有人口政策,以规模化、科技化和产业化推动传统农业升级,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障碍——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

随着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三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不同,人力资本起决定作用.本文从三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出发,在理论上探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本障碍等原因,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障碍——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

随着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三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不同,人力资本起决定作用。本文从三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出发,在理论上探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本障碍等原因,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新疆改革开放以来36年的数据,首先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到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结论,然后分析引起这种现象的相关原因,最后提出以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均衡城乡收入分配、统筹兼顾,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等有助于缩小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深化过程及其就业效应

本文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的实证分析显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资本加速深化过程.回归分析扣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资本深化对就业具有挤出与补偿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深化降低了就业的增长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就业产生同接补偿效应.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劳动力转移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对高储蓄率的影响*——基于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有利于我国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本文应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村储蓄率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入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可以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获取的非农收入,能有效弥补城乡收入不平衡。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共同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储蓄率存在间接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存款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经营结构与存款利率的关系研究

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开启时期正是银行经营快速转型阶段，研究银行经营结构对存款利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11—2017年中国105家银行数据，本文验证了银行经营结构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两类非利息收入影响存款利率的方向不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降低了存款利率，而其他经营收入提高了存款利率。（2）存款负债占比越高，存款利率越高，且这一作用在城商行和农商行中更明显。（3）非利息收入和存款负债存在交互作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存款负债减弱了彼此调节存款利率的作用，其他经营收入、存款负债增强了彼此调节存款利率的作用。（4）影子银行规模越大、存款利率越高，但这一作用随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扩大而减弱。随着利率“双轨制”的逐步取消与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银行需尽快完善存款定价机制，防范利率风险。      

房价上涨与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加剧

中国城市中以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正在制造新的不平等。本文理论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导致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本文将2014—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到251个城市，实证检验表明房价上涨显著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该结论在不同子样本与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房价通过引起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与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     

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乡村公路建设，从理论上说明了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公路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研究发现，乡村三级、四级公路建设显著缩小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乡村二级公路建设对附近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即促进了周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公路建设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乡村公路建设对不同地区影响具有异质性，其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但在西部地区却产生了虹吸效应，从而扩大了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当下，通过城镇化手段刺激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必要举措。但中国城镇化模式是否粗放,是否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尚未被解答。为此，本文摒弃测算TFP增长率的新古典条件，放松生产函数形式、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的要求，给出要素贡献率的非参数测算方法。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显示：1985-2012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15%，占主导地位；劳动贡献率为326%，能源贡献率为2175%，而TFP贡献率仅为1084%，因此样本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并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粗放性没有显著改善。回归分析表明，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而言，以往的城镇化比较粗放，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应当注重转变城镇化模式。\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

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分析表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以及FDI对他们各自的需求影响。同时,利用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FDI在整体上有助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此外,FDI通过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提高其工资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FDI的流入会通过贸易效应有利于缩小依赖加工贸易发展的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另一方面,FDI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的非均衡性扩大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分析：规模还是结构*

本文以35个主要工业行业为对象,实证分析了1991—2014年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演变过程。研究表明,规模和结构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规模因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始终较大,并且资本要素的规模变动效应明显超过劳动要素,而结构因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较低。工业内部的集中度在逐渐提高,工业增加值排名前十位的行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行业,反映了中国工业正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