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推动了城镇化吗？--基于江西省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现行政绩观和相关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对城镇化发展会存在独特的“偏好”,并在城镇化进程中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地方官员是理解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结合江西省地级市的经验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分析并定量提取市长和市委书记对辖区城镇化的净影响,发现地方官员对当前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而论证了地方官员推动了城镇化发展的假说。     

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提振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证据

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功,但成功背后是否有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付出的巨大努力?为此本文收集了中国1999-2009年间2000多任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并将其与辖区内的企业一一匹配,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官员任职稳定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且主管经济工作的市长影响更大;对政府官员个体特征的分析表明,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运用倍差法和二元边际分析方法估算影响区域和贸易模式,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政府官员会同时提振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因此稳定而且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是缔造中国出口奇迹的重要力量。     

制度环境、政策不连续性与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基于中国地方官员更替的视角

本文基于地方官员更替视角,利用1999-2013年省级官员变更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克服政策不稳定性给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策不连续性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的抑制性作用相对更弱.(3)地方官员任期与服务业可持续增长有“U型”关系,表明在换届过渡期,短视性政策行为会诱发政策的不连续,引发企业不确定性预期,对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任期延续,政策环境趋于稳定连续,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进而提升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能力.(4)晋升锦标赛可能加剧资源要素错误配置和扭曲服务业投资一消费结构,从而引致服务业增长的不可持续.     

绿色信贷、地方官员特征与我国工业产能过剩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级区域2007—201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产出导向的DEA方法测算工业产能利用率,并采用Tobit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地方官员个人特征与工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有效缓解工业产能过剩,绿色信贷每增长1%,工业产能利用率将上升约0.22%;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绿色信贷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省长的学历每上升一个“台阶”,绿色信贷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将平均上升约2.78%;省委书记和省长任职时间的长短对绿色信贷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明显。与本地晋升的官员相比,“异地空降”的省长更能发挥绿色信贷对工业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省长在执政期间出现违纪情况,则会抑制绿色信贷对工业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     

非税收入规模、官员腐败与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地方财政非税收入近年来不断扩张,相应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其中有国家发展方式、现行行政体制等宏观的深层次原因,但从其社会因素看,这种财政结构在运行中不断自增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部门、官员腐败及有利于维系这种腐败的财政管理互动关联。本文实证分析了非税收入规模、官员腐败与财政透明度的互动影响,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非税收入规模扩张会显著促进官员腐败行为,而官员腐败行为会使官员倾向于降低财政透明度,进而导致非税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张。进一步,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别非税收入与官员腐败、财政透明度的关系,发现行政性事业收费收入规模和专项收入规模存在上述类似的循环影响关系,而与罚没收入规模不构成完整的逻辑循环。本文认为,在现行政府体制下,应控制非税收入规模的膨胀,并主要从治理腐败和加强与改革财政管理方面遏制其负面效应。     

地方官员会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FDI流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制度和制度因素中的政府效率方面,而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作用还少有涉及。本文利用省级地方官员(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数据,采用倍差法定量考察了省级地方官员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长(省委书记)交流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使辖区FDI流入量提高20%左右。这种官员交流效应在弱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显著。本文研究将为中央完善官员交流机制、吸引FDI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地方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分析——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考察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分析认为,财政支出既能以提供环境公共服务的方式直接作用于环境质量,也能通过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其净环境效应取决于两种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并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进一步地,本文构建了由增长方程和环境方程共同组成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03-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以上理论假设。结果显示,地方财政支出目前无法为环境质量带来正向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居于主要地位,且与地区经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财政支出的净环境效应目前均为负向,具体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增长对东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总体影响为负,在中西部地区则为正,但程度上不及前者。     

产业结构调整速率对OFDI的静态影响与动态效应——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在于主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而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企业迎来了走出去的历史新机遇。本文拓宽了既有研究分析框架,通过机制梳理认为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从供给端的技术创新、消费结构和需求端的人力资本、能源需求等路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并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静态情形下检验了产业结构及其高度化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基于动态视角,本文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速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速率与OFDI增长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且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存在互动效应。     

地方官员变更与外资专用性投资——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官员变更会引起企业投资支出的减少,然而,已有文献并未研究官员变更对外资专用性投资的影响。文章利用手工搜集的1997-2014年我国FDI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对外资专用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引起辖区内政治不确定程度增加,显著地降低当年的外资专用性投资规模。相对于省委书记发生变更,省长发生变更对该地区外资专用性投资的影响更显著。与合资和合作两种利用外资形式相比,独资形式的外资专用性投资显然更易受到地方官员变更的负向影响。文章为不确定性与外资投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丰富了官员变更的相关文献。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是否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地级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5-2010年中国25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所引致的结构效应对中国三类地方性污染物排放量及其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降低烟尘的排放量,而对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量以及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也都存在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从弹性值来看,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普遍较小,而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直接结构效应以及经济活动强度是影响各类污染物排放水平的主要因素。"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识别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结果发现,对于二氧化硫和烟尘指标,存在贸易开放带来的污染避风港效应,但由于同时存在要素禀赋效应且更甚于污染避风港效应,最终使得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不过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相悖的证据。"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不过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相悖的证据。     

PPP模式与地方财政压力：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26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PPP模式对财政压力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实施PPP模式显著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PPP模式主要通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提高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两个路径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PPP模式缓解财政压力的效果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效果最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建议通过完善PPP法规体系,合理配置PPP资源,分层设立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控PPP模式财政风险等措施,提高PPP模式的经济和财政治理效能。     

税收努力、环境差异与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地方政府主观汲取努力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来自中国大陆26个省份的省级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剔除了环境差异的影响后,得出基于"基准环境"的省级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测评结果.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主观汲取努力,也会受到经济总量与结构等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     

对外开放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为研究对外开放与经济波动的关系,首次选择贸易开放度指标和金融开放度指标,基于中国省级层面1980—2012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并深入分析了贸易和金融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政策似乎抑制了经济波动,可能是因为其往往伴随着旨在恢复价格信号的经济改革。理性地看待这些改革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刺激的稳定性。金融开放政策往往会推动投机资本和破坏稳定资本的流动,因此会造成经济波动性的增长。     

地方政府竞争、税收任务与税收超收——来自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5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探讨地方政府面临的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当年的税收任务设定值越高,对企业的税收超收越严重;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提升效应越弱。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提升效应在完成税收任务的压力大、财政自给率高以及东、中部地区更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任务对税收超收的效应在内资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弱的企业、小微企业以及隶属于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为此,应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优化税收任务的编制方式,以提升企业税收激励作用。     

我国国债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基于两个上市品种的经验证据

国债期货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过程的重要衍生产品,是否具备对相应现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对于国债市场效率的提升、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有效性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借助我国国债期现货的5分钟高频数据,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差分解和CARR-X模型分别研究了国债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2)。结果表明,我国5年期和10年期国债期货价格均是5年期和10年期国债现货价格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从均值溢出效应看,期货已经具备了价格发现功能;但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国债期现货之间的联动关系是非对称的,尽管国债期货对现货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价格发现功能,但整体价格贡献度依然偏低; CARR-X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国债期货和现货整体保持双向波动溢出影响,而且动态波动溢出效应基本保持稳定。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收入公平感、流动性预期与再分配偏好——来自CGSS2013的经验证据

国内外的一些微观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存在强烈的再分配偏好。为剖析这一现象,本文从个体主观感知视角出发,基于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不平等陷阱理论以及目标追求理论,构建了分析收入公平感、流动性预期对再分配偏好影响的基本框架,并利用CGSS 2013数据,采用Logit回归、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收入公平感的降低不仅会直接增强再分配偏好,还会通过降低流动性预期这一中介变量来进一步提高再分配偏好。这一双重作用的存在构成了我国居民再分配偏好偏强的主要诱因。这一结论对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化与环境污染——基于1998-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化视角,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当地市场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地的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区域的环境质量,而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却恶化了当地生态环境。换言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逐渐改善流入地的环境。     

政府支出与慈善捐赠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2003-201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

利用2003-2010年的省市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慈善捐赠变化的原因,重点讨论了政府支出与慈善捐赠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挤出效应"不同,我国政府支出对慈善捐赠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社会组织、基金会、私营企业对慈善捐赠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GDP、15-64岁人口比重等指标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不显著;国有企业对慈善捐赠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认为我国慈善事业仍然是"国家慈善"多于"社会慈善","富人慈善"多于"全民慈善","应急式慈善"多于"常态化慈善",中国慈善事业有待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