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义务:英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个独特制度

目前对英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的介绍,着重于条文和概念,对于背后广泛运用衡平法下信义义务的精神实质很少关注.已有的法与金融理论研究虽然指出了英美法系较之于大陆法系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从而较好地促进了金融发展.但对于为何促进了金融发展缺乏学理分析.为此,本文指出其法律基础和作用途径是信义义务,用不完全合同理论和科斯定理推论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中运用信义义务的合理性作了经济学原理分析,并对英美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的信义关系及其信义义务适用情形、与普通法不同的处理方式进行了阐述.这对于我们在移植英美金融监管法律时,加强对形式后面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产品创新视野下的投资者适当性——兼论中国金融投资者保护

中国金融市场在此次危机过后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护金融投资者权益成为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已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普遍采用的适用于产品创新的重要监管理念。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构建金融监管与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有必要分析、借鉴海外成熟市场的有效经验,引入投资者适当性。这样,既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维护金融市场安全运行,又可应对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的产品创新浪潮的冲击。     

金融产品创新视野下的投资者适当性——兼论中国金融投资者保护北大核心SSCI

中国金融市场在此次危机过后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护金融投资者权益成为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已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普遍采用的适用于产品创新的重要监管理念。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构建金融监管与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有必要分析、借鉴海外成熟市场的有效经验,引入投资者适当性。这样,既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维护金融市场安全运行,又可应对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的产品创新"浪潮"的冲击。     

网络平台信息信义义务的法理阐释及价值展开

用户与网络平台之间的信息关系具有“依赖性”和“脆弱性”,平台应该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用户承担信息信义义务。用户信息利益优先的信义标准能够与平台商业模式兼容,在信义法理层面不存在障碍。网络平台承担信息信义义务可以弥补传统个人信息控制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控制“不能”或控制“过度”之缺陷,更有利于实现保护个人权益并促进信息利用的二元目标。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本质上仍属于个人信息控制论的法律表达,对信息关系的调整较为僵化,对此可基于网络平台信息信义义务的规范进路予以优化,构建以增强用户-平台信任为目标的动态信息保护机制。     

财政受托责任的理论分析

有效实现财政受托责任,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财政受托责任;其次应该有正式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财政受托责任的实现。针对责任的回应性,狭义政府部门的财政受托责任主要通过产出预算来实现。     

论信托法谨慎投资人规则的制度基础——兼及对我国的启示

谨慎投资人规则是美国信托制度在总结判例法的基础上长期历史发展的总结,该制度吸纳了现代组合投资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去除了对信托投资类型化的限制,将投资组合看作一个整体,特别强调受托人有分散投资的义务。谨慎投资人规则能否有效适用取决于有效市场是否建立和完善、是否具备完善的信赖关系法律制度以及信托基础制度等因素。     

公共财政受托责任视角下政府预算的权责发生制改革

健全而透明的政府预算是公共财政受托责任得以良好实现的重要途径。在西方国家的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中出现的权责发生制改革正好适应了公共财政受托责任对信息透明和绩效评价的要求,是公共财政受托责任背景下我国政府预算改革中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但由于技术、人员素质、制度环境的制约,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一步到位的改革条件,因此,可以在预算编制中渐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先在财政支出预算的部分项目进行尝试。     

论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

离岸金融市场准入是指市场所在国金融监管当局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审核并决定是否允许有关金融机构获得入本国市场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从业资格,这通常涉及监管原则、准入主体范围、准入主体形式以及准入许可方式等几个方面。在构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时,本文认为应当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并在必要时实施过渡安排和审慎例外的措施;应当允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离岸市场;应当要求离岸银行采取分行的组织形式;应当主要采取牌照许可方式并辅之以传统的审批方式。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Legal Issues of County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China

本文运用德尔菲法筛选变量,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的方式获取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李克特态度量表法,得到我国县域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的具体参数,通过对参数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县域金融监管存在的法律问题主要有：县域金融参与者对法律意识薄弱、县域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县域金融监管主体法律问题突出、县域金融监管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征信机制不畅、县域金融监管人员设置重复和专业人才匮乏并存。     

金融数据共享利益冲突平衡的法律进路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流动的数据才能发挥数据价值,金融数据共享是数据流动的一种形式。金融活动中金融数据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共享,金融数据控制者对其所控制的数据的财产性权益期待是促进数据共享的动力。金融数据中有大量关涉个人信息的数据,而且金融数据安全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安全,在确保国家金融体系稳健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将金融数据权利赋予金融数据控制者,有利于促进金融数据共享,最大限度地挖掘金融数据价值。为平衡金融数据共享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当以确定数据权属为底层逻辑,优先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并通过引进侵权惩罚性赔偿机制,调整惩罚性赔偿金分配机制和个人信息侵权公益诉讼规则,完善个人信息侵权赔偿制度。     

后金融危机下我国资信评级机构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度被奉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神"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的资信评级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推波助澜,引起了人们对其规制立法的重新思考.对于尚未成熟的中国评级行业,借鉴此次危机的教训,规范行业运行,保障我国金融健康稳定发展势在必行.应该把握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现实,秉持发展与监管并重以及评级公正、客观与独立的理念,梳理与制定相关法律,构建和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监管模式与收费机制、信息披露与利益冲突规避机制以及法律责任机制等具体的序列化、层次化的制度设计.     

浅析债务抵押征券在金融创新中的作用

债务抵押证券目前发展迅猛,成为全球固定收益市场的主流品种之一.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发展债务抵押证券也将对国内债券市场创新显示出积极的作用.本文着重从多方面分析开发债务抵押证券对债券市场以及发行人和投资人的重要意义.     

金融消费者保护：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新主题

金融消费者保护既是金融监管的应有之义和基础价值,更是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金融改革与治理的新主题。在国内,与金融消费权益纠纷案件日益增多不匹配的是,现有处理模式包括法律体系、机构体系、途径体系等无法有效适应这一新情况,重构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主题的全新金融监管模式势在必行。     

Pressure and Politics in Financial Accounting Regulation: The Case of th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promulgating two controversial laws which pertain to the reporting of Dutch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Central to the study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obbying efforts observed during the proces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supervisors of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industry and its associations, and the users and auditors of annual reports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Previous studies in accounting-rule development have often ignored influences that do not fall within the formal regulatory procedures. By adopting an induc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explores in some detail the behaviour of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ir use of informal lobbying methods. Pluralist theory is used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behaviour of interested part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utch political process in accounting matters is indeed pluralistic. Although auditors and producers of accounts seem to have greater possibilities to participate, the users of corporate reports are able to voice their opinion effectively. Overall, the users' preferences were acknowledged in the final rules governing the reporting by financial conglome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