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公司法》注册资本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公司法》中,关于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的问题,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变化,这四个方面首先是新《公司法》改变了以往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其次是将公司的注册资本制度改成了认缴制,再次是改变了传统的出资比例中货币出资的要求,最后,改变了传统的公司注册时的法定验资程序。新《公司法》中公司法资本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公司法原理和制度形成了的冲击,也势必会对公司法的司法适用和裁判提出尖锐的挑战。本文中,笔者将会分析此次公司法在资本制度改革对经济方面的影响。     

从股东知情权诉讼看公司法对小股东的保护——由汪建国诉重庆会山置业公司分析

我国2005年新《公司法》相比1993年《公司法》而言,对股东知情权诉讼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新《公司法》进一步扩大了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并且明确了司法作为合法途径,在保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尤其是小股东合法权益具有重大作用。但是要解决实践中产生的所有纠纷,这显然是不够的。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结合公司法的规定,以案例来分析我国新《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知情权诉讼对小股东的保护。     

“沪案”中的民族主义——以《晨报》关于“沪案”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沪案”即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五卅运动”，本文以《晨报》对“沪案”的报道为中心考察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的表现形式和历史作用，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有着独特的意义。     

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冰山”原则的艺术向度

该文通过解读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认为以单一的结构蕴含深刻的思想,以白描的手法展现生动的内容,以象征的手法揭示深远的寓意,为海明威＂冰山＂原则的艺术向度。     

浅析新《公司法》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

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是一股世界潮流,新《公司法》适时地引入了这一制度,突出了对公司利益相关者和弱势群体的保护。文章分析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和性质,着重阐明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制度保障。     

解读《第二十二条军规》荒诞中的另类“英雄”

当代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讽刺文学经典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令他一举成名,跻身于美国最重要小说家的行列。在这部小说中,海勒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描写一个怪诞社会中的反英雄角色,再现了混乱、残酷和缺乏理性的世界。     

从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的关系看“力拓”案

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交错复杂,为了更好地为两者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提供有利条件,本文将从两者的异同点、内容的划分及力拓案的定性等方面展开分析.     

从先秦“心学”看“原心论罪”之必然

“心学”的发展在先秦已十分兴盛,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原心论罪”的出现,究其思想根源,是注重“心性”的直接结果。从“心性”说的兴起到“原心论罪”的产生有一个百家争鸣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原心论罪”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当然,“心性”学说对于法律上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关于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思考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这使得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但与此同时,新《公司法》也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私法属性下公司设立无效宣告制度的理论研究

我国《公司法》第213条与215条在公法领域上规制了公司从事违法经营活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成为《公司法》第5条第一款的配套设计,但是其在私法领域上存在民事救济赔偿不足的缺陷,因此引入公司设立无效宣告制度谓之必要。该制度一方面解决了上述立法缺陷的问题,完善了《公司法》第5条在私法责任上的配套制度设计,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司发展。虽然公司设立无效宣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有限责任的理念,但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衡量,在立法层面可以有效地平衡价值取向。例如,该制度适用的追责对象范围限定应当包括实际违法经营者及明知或者故意放任其实施的发起人或股东,适用情形上应当仅限定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以公司的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这三类情形。     

从“国学热”看传统文化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在“国学热”现象背后,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何谓国学,分析中国人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心路历程,思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进而找到一条既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理性之路。     

比较视野下的我国新《公司法》公司清算制度

公司清算制度是公司法规定的重要制度之一,关乎公司的存亡。公司未经清算不得终止已经成为公司制度的重要原则。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清算制度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和补充,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从“鸦雀无声”谈翻译的多样性

翻译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它的艺术美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范畴。翻译的标准具有多样性，在翻译中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红楼梦》中，同一个成语反复出现，但由于汉语言的丰富性．在具体的语境中他们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如果译词千篇一律，译文就显得词语贫乏、枯燥无味。杨宪益和戴乃迭英译的《红楼梦》就充分地显示了翻译中的多样性。其中对“鸦雀无声”一词的多样性翻译，尤其值得玩味。     

试论从“原罪”观念到西方“法治”理念的萌芽

始自人类始祖亚当的罪,人自出生起就背负了无法洗刷的原罪。这样的原罪既使得所有人实现了消极意义上的平等,又使得没有任何人能够以圣人的身份实现对其他人的成功统治。人治理念在西方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为了救赎,所有人必须将神制定的约法置于最神圣的地位,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标准,无人可以逾越。约法对于任何人均有约束效力,西方法治理念的萌芽至此产生。     

贸易摩擦与股价波动——基于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准自然实验”检验

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作为外部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贸易摩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短期内贸易摩擦对股价的影响渠道主要是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信心,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无显著相关;从"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的探讨看,贸易摩擦对股价的影响仅存在"短期效应",在开始和正式裁定两个阶段对企业股价产生了负面影响;贸易摩擦对前向关联产业的股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后向关联产业的股价影响则不显著。     

从老子“不义”、“不利”看老子的大义、大利观

与传统儒家的重“义”轻“利”和墨家的重“利”轻“义”相比,老子表面上似乎不要义,不要利,但实际上是通过“不义”而义、“不利”而利,使义与利达到最高程度的统一,以实现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义”“大利”的理想世界。     

从白居易《采诗官》看“采诗”与“采风”

采诗和采风在我国起源很早,历史悠久。采诗,又称为周代采诗,是先秦时期西周王朝的一种政治制度。采风指到乡村城镇搜集包括民间叙事、民歌、谣谚、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民间习俗等一切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活动。上古的采风就是采诗,它们都是指官方派人到民间搜集歌谣,借以体察民情、知政治得失。随着时代变迁,这一制度的文化意味越来越浓,对后世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论文对从古至今采风与采诗的发展做一梳理,使人们对这来自于民间的、天然鲜活的思想、艺术瑰宝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了“一加一赔偿”制度，该条文的适用引起了很多争议。要解决这些争议，就应当修改和完善该条款，扩大受偿主体的范围，把重大过失作为对经营者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之一。修改赔偿数额的标准。     

从现行法律看“创业板”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创业板制度设计中在股本规模、企业成长性、股权流动性等企业评定因素设定与公司法存在着适用上的冲突,并且由于其对上市主体选择模糊和上市交易放任,从而有着较大制度隐患,必须通过建立互动评价法律体系弥补设计空白,优化配置创业板资源,提高新股发行的平稳性,以逐步完善协调其与公司法冲突,最大程度实现设立中国创业板的目的。